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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机制分析
2014年06月04日 | 作者:林 红 | 来源:社科纵横 2014年2月 | 【打印】【关闭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是一种致力于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斗争而服务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则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初期,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如过江之鲫,“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却能后来者居上,并一枝独秀,最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这一结果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外,还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依据。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与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包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文化传播学理论认为,一种文化能从其发源地传播到异域并流行于异域,须臾离不开接受主体对传播主体的需要和传播主体对接受主体的适应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亲和力。

首先,从接受主体的需要来看,20世纪初的接受主体———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主题。为解决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力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历经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曲折历程,诚如梁启超所言,“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P5)20世纪初,在经历了器物与制度层面的失败后,人们开始从文化层面进行反思与批判,并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是造成其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在中西文化纷争中,形成了“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有影响的思潮。在这三种思潮的激烈角逐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代契机是基于中国社会深刻而严重的矛盾与危机,诚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P1515)

另外,当时的接受主体———中国还面临着一种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1905年废除科举和1911年辛亥革命后,已逐渐失去了其在政治和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儒学的抨击和批判,更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伦理道德、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的危机,已无力完成改造中国社会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国人一直学习的西方也不断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正如梁启超在其《欧游心影录》中所言:“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3](P10)不难看出,梁启超已然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缺少个“安心立命的所在”。因此,他提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4](P434)的论断。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难言的痛状,如何寻求到“兼东西文明特质”的“第三种文明”,便成为当时接受主体———中国的又一需要。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有着深刻的西方文化的背景,但它又是一种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批判的理论。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包含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5](P551),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越是发展,“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5](P55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而解决的关键则是要用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批判现代的现代主义的特质,恰好能满足接受主体面临的文化选择两难境地的需要。

其次,从传播主体的价值来看,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恰恰具有满足接受主体需要的独特价值。

1.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科学理论,它能满足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主题的需要。

2.理想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极大地吸引着当时正处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的中国人民,也迎合了中国长久以来关于“大同世界”、“太平天国”的社会文化理想。

3.社会政治价值。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不仅是通向其社会理想的途径,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满足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需要。

4.批判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是反对因循守旧,主张以革命和批判的方式改变现状,批判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动力,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集中体现。这种批判性的特质恰好能满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思想文化需求。

二、文化重构机制在于二者在学理上相容与互补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赢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接受和认可,“除了实践上的根据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6](P7-9)。这种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为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找到了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向现实转化的中介。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容性和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关注当下和现实,主张“入世”而非“出世”的学问。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需要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P527),最终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P43)的论断。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批判和改造社会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素来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提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忧患意识。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与实用理性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真正使命不仅在于认识世界、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的宗旨有相通之处。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造社会的手段和目的上相去甚远,但它们都立足于从解决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出发,不把希望寄托在过去和来世;都依赖人间的实有力量,不借助超人间的上帝或鬼神的力量。这样,二者就找到了对话的基础,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

第一,二者都立足物质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坚持世界的本源是客观物质存在,并将这一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领域,强调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关系为本质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作为社会生产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并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对传统的旧唯物主义的改造。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特性。中国古代虽尚未形成科学的物质概念,但却提出了接近于物质概念的“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9](P63)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气”的存在样态,“气”为天地万物之本,天地万物统一于“气”。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少论证形式虽显粗糙,但却与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相通的思想,如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0](P2),这个论断肯定了物质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提,接近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再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无不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学者金耀基曾指出“中国自孔孟以迄黄梨洲、谭嗣同,一直都有极强的民本思想贯串着。任何一位大儒都几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11](P21)这些民本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是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但它在对历史主体是人的理解上与唯物史观是一致的。

其二,二者都主张辩证的方法论。

马克思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错误,“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2](P22),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并使其成为辩证法的高级形态。对立统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和方法论原则,列宁曾将其理解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悠久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曾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13](P303)中国哲学注重从“阴阳大化”来把握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把世界视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和整体,强调事物的阴阳互补、相依相持、相反相成、革故鼎新等,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特色。《易传·系辞上》有“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两极的矛盾对立和转化视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虽然中国古代的辩证法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论证,但是其包含的丰富思想和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一致的。

其三,二者都主张集体主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501)。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等等,这些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观念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家国一体”社会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它以“共同体”———“家”及“家族”和“国家”为社会单位,强调个体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个人服从集体的重要性。从孔子提出的“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到“修己以安人”;从荀子的“人之生,不能无群”到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践,与有责焉耳矣”。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比较重视群体原则,关注个体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责任,要求将个体的“成人”过程与群体的关怀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群体的原则虽有一定的不同,但在强调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等方面,是有共通之处的。

其四,二者都主张实践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依赖于实践,理论要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7](P502)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视践行和实事求是的传统。知和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尚书·说命中》中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论断,它从难易的角度提出了行先知后的观点。荀子则以“行”为出发点和最后归宿,提出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14](P142),强调了“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的历代思想家又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阐发,提出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等观点。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关系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所谓知行关系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诚如学者所言,“尽管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一种古代实践哲学思维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一种现代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因而其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但既然同为实践哲学这一哲学理路,因而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共同性或亲和性。正是这种共同性和亲和性的存在,使得二者之间有了一种契合性。”[1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在学理上具有相似或相通性外,二者还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文化学理论认为,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是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一般来说,互补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与地位则决定了二者在交融中的主次之别。应当来讲,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因为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而不能“奉献”,那么注定将不能被认同和接受。

文化人类学认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思维方式是指主体在长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所形成的定型化的思维路向和逻辑范式,它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16](P18),是一个文化体系的特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的文化面貌,曾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因此需要取长补短,实现其向现代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作为带有西方文化特质的外来文化,它的思维方式能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形成有效补充。

其一,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悟性思维方式的补充。

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学界虽看法不一,但有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一种悟性思维。(参见侯才:《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高清海:《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中国传统的悟性思维方式所要把握的最高本质往往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这种超验性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它会为人们提供一个超验的终极的目标,激发人们的热情,并使其为之不断奋斗。中国传统悟性思维方式毕竟形成于古代,无力回应近代西方文化的挑战。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亟待一种带有实证性的特点的思维方式来补充,以实现其向现代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特别是西方理性思维传统的基础上,彻底地抛弃了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将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建立在主客体统一的关系———实践的基础上。这种实践思维方式具有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精神,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实证性的科学精神,有利于克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超验性的局限性。

其二,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逻辑性对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观性的补充。

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是在对西方理性思维方式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因此具有鲜明的逻辑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思维则缺乏严整的概念系统,多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思想。使用的概念、范畴往往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能依靠人们的直觉去领会和体悟。如《老子》第一章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外物》中的“得意忘言”等,对“道”的表述不能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来表述,而要靠人的直觉去体悟。这种直观性其优势在于强调人的灵感,强调一种超越,“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而无须另外创造其他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17](P38)但是,这种“意会”往往又会导致“附会”,从而造成概念、范畴的不明晰。针对直觉思维的这种不足,哲学家冯友兰曾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18](P282-283)他还用中国古代“点石成金”的故事来说明逻辑分析方法传入中国的意义,并指出:“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就是手指头。”[18](P283)不难看出,把悟性思维方式的直观性和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克服悟性思维的局限性。

其三,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分析性对中国传统思维的综合性的补充。关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学者季羡林曾指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19]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将天、地、人当作一个整体,强调从综合的角度去观察事物。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则既注重综合性,从主客体的互相联系中考察问题,又吸取西方哲学注重逻辑分析的传统。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开始的,通过分析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最后推导出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通篇逻辑分析非常严谨。

其四,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思维尚古保守性的补充。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它以儒家对孔子及其经典的传习、注解和诠释为其认识价值取向。人们也习惯性地将“圣人之学”看成是超越时空的绝对完美的体系,视为当下一切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引经据典、援引古制或古例也就成为人们惯用的论证方法。原本理性的儒家经典愈来愈被神话,稍有改变就可能被戴上“离经叛道”的帽子,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势必会使人陷入尚古、泥古的深潭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则强调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基础,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还是人的认识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称其学说为“实证的科学”,他们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7](P526)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中国传统思维唯上、唯书、唯古的局限性。

三、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外来文化被“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一条重要规律。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通常会在体与用两个层面上进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外来文化被本土化。因此,本土化、民族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形式。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20](P166)而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重构”,过滤其不适应中国的东西,重新解释其可以发挥的东西。在文化选择与重构的机制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融合,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这种文化重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并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实现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正是在文化选择和重构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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