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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新型农民素质培育———以甘肃省为例
2013年12月09日 | 作者:苟颖萍 |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 2012 | 【打印】【关闭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对各类社会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活动。社会管理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要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目标,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并将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新型农民素质,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

一、样本选择与调查内容

目前,部分专家学者对我国农民素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和研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是新型农民的核心内涵,也是新型农民区别于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以定性分析为主,实证研究较少。特别是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还缺乏系统研究。地处西部的甘肃是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甘肃省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占36.12%;乡村人口占63.88%。农村人口比例高,在甘肃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更艰巨,农民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甘肃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为了获得甘肃农民素质状况的第一手资料,甘肃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育问题研究课题组利用2010年寒假就甘肃省14个地(州、市)农民素质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对甘肃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素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选择甘肃新型农民培育问题进行研究,对加快甘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促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民的培育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农民素质指农民的先天禀赋和后天习得的社会性特质,也就是农民具有的特质所规定的活动能力及其状态。一般包括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知识、道德品行、体质等。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来看,新型农民素质本质上应该包括两种能力:一是做事能力,即新型农民要有“新技能”,新技能主要包括文化水平、科技技能、经营管理能力三个层面。二是新型农民要成为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新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反映着农民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认知水平,以及农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责任的认识能力。这些构成了新型农民的做人能力。那么,在甘肃新农村建设试点进一步推进的新形势下,甘肃农民素质的现状如何;农民素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甘肃农村全面小康的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哪些因素制约着甘肃农民素质的提升;如何培育甘肃新型农民素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甘肃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育问题研究课题研究及调查问卷的基本思路。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在666个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1.8%,女性占28.2%;年龄在16—60岁之间。其中16—25岁的占21.5%,26—35岁的占27.4%,36—45岁的占26.8%,46—60岁的占24.3%。家庭住所,山区农村的占,沿川或平原地区农村的占32.2%,乡镇街道的占13.3%,城市郊区的占9.5%。共发放问卷820份,回收有效问卷666份,有效率为81.2%。调查问卷精心设计了90个与农民素质相关的问题,调查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民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主要收入来源、居住地、家庭耐用设备及住房情况等;第二部分是农民技能培训情况,包括技能培训、生产技术的来源、农民组织化程度、农产品销售方式等;第三部分是农民文化需求情况,包括业余文化活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情况、农民文化消费等;第四部分是农民思想观念,包括农民法制观念、生活态度、思想观念、家庭婚姻观念等。

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甘肃农民素质状况

1.农民文化素质

农民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准。在调查的666个有效样本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9.7%,初中文化程度占40.2%,小学文化程度占20.9%,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8.0%,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仅为2.3%。农村外出打工者的文化程度:高中占23%,初中占45.6%,小学占15.9%,其他占14.6%。大多数外出打工者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外出打工只能在建筑业(41.1%)、服务业(23%)、运输业(8.6%)、制造业(5.6%)、采矿业(4.5%)等行业进行粗、重体力劳动。调查数据显示,甘肃农民平均文化程度偏低,样本农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68.9%。而农村流动人口却恰恰是这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像甘肃宁县,每年约有20%的初中毕业生和30%左右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进城打工、经商和务农,其中务农的不足5%。而越来越多的相对低素质的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农民呈现出“两高、两低”的特征,即年龄高、妇女比例高,文化程度低、农业生产技能低。这部分农民的素质提升难度比较大,也将成为制约甘肃省农民整体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文化程度低,直接影响其掌握和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信息的能力,往往陷入“盼致富,无思路;想致富,无技术;求致富,无门路”的痛苦与彷徨困境中。这已成为制约甘肃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因素。

2.农民科技素质

现代科学技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农民科技素质是指农民所具备的科技知识水平,反映在农民所掌握的科技知识的数量、质量及农业生产实践的熟练程度上。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从不读书看报,对新的科技知识了解少,农民所采用的农业科技技术主要来源依次是(该调查项为多选):邻居、亲友(42.5%),电视、广播、报纸(32.4%),农业技术推广部门(19.5%),未采用任何外来技术(17.7%),网络(5.7%),专业协会(5%)。可见,大多数农民主要依靠长辈亲朋的言传身教来获得农业技术。甚至一些农民缺乏最起码的农业科学生产知识,21.8%的人可以科学使用化肥、农药,高达78.2%的人一般化、不注意、凭经验,甚至有的人对化肥、农药的科学使用一点不了解。在农业生产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偏远地区的农民,使用着“10075”工具(扁担、箩筐、镰刀、犁),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绝大多数农民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尚未掌握现代生产技术。调查结果显示,甘肃农民接受科技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少。接受过职业培训或岗位培训的占22.9%,没有接受过培训的高达75.9%。接受过职业培训或岗位培训的依次是(该调查为多选项):农业生产技术培训(26.6%),建筑、制造业培训(13.1%),养殖技术培训(9.6%),法律知识培训(7.2%),电脑培训(6.5%),经营管理与市场信息培训(5.9%)。调查对象拥有的农业技能培训证书依次是:绿色证书(8.7%),各种短期培训证书(5.9%),取得农业中专学历(4.4%),青年农民跨世纪培训证书(4.1%),取得农业高职学历(3.8%)。拥有的非农业技能培训证书主要是驾驶照占34.8%,其他如电工(4.8%)、电气焊职业资格证书(2.6%)、钳工证书(2.3%)、烹饪资格证书(2.1%)等占的比例非常低。

调查结果表明,甘肃农民掌握的现代农业生产实用技术,来自培训的占的比例比较低。非农技能除驾驶外其他比例都比较低。这表明甘肃省农民整体科技素质不高,缺乏职业技能。甘肃60%左右的农民接受过初高中教育,但涉及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多。另据中国科协《2001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4%,城市是3.1%,而农村只有0.4%;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由东向西逐步下降:东部为2.30%,中部为0.85%,西部为0.65%。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适合农村应用的70%左右的科技成果在农村无法推广,科技进步因素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30%。可见,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新科技及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的接纳和吸收能力,从而导致许多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机械设备难以推广应用,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素。

3.农民经营管理素质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小规模农户连接大市场的有效载体。从参加专业协会、合作组织情况来看,被调查农户参加专业协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只占9.6%,2.0%的人感觉没有用中途退出,9%的人对合作组织一点不了解,从来没有参加过的高达77.9%。调查发现甘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规模普遍小,覆盖率低。到2009年,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会员人数总计达65.51万人,仅占农业人口的3.7%,平均每个合作组织只有137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很有限。而且地区发展差距大,如从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发展和农民参与情况来看,有的地方数量少,加入的农户也少(49.7%);有的数量多,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也多(10.7%);有的地方却是数量少,但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多(13.1%);有的地方数量多,但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少(9.6%)。这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少与加入组织的农户数量不成正比例。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定西市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目前全市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11个,拥有会员4万多人。从地区分布看,酒泉、武威、张掖、天水、平凉等市发展较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管理主要靠农民自己,甘肃省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低,缺乏合作的知识、意识和技巧,这也是甘肃省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和组织运行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党的惠农政策的知晓情况。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了解党和政府的“三农”政策,如减免农业税(81.2%)、农村医保(65.3%)、良种补贴(50.8%)、退耕还林补贴(49.2%)、粮食直补(48.9%)等。说明大多数农民能运用党的惠农政策加快致富和推进农村发展。从农产品销售方式看,58.2%的农民自己把农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有专门的企业来收购的仅占27.5%,按照规定卖给国家的占6.2%,自己办企业进行加工销售的只占3.6%。总体来看,甘肃农民在农产品销售方面还没有摆脱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只会经营小农经济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缺乏建立和管理农村经济组织的知识与能力。这与甘肃省农民居住地偏僻、居住分散导致信息接受难,小农意识导致思想观念更新难等因素有关。甘肃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不强,农民经营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4.思想素质

党在农村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甘肃农民长期封闭的生活环境,给农民的精神面貌带来很大变化。调查显示,对孩子上学的态度:81.6%的农户一定要供孩子考上大学,能识字就行占9.15%,上学不如去打工的占5%,读书无用占1.7%,其他2.7%。同时对农民生活情趣和生活态度调查时发现,农民生活的最大乐趣是:“家人和睦”(83.2%),“赚钱”(16.2%),“玩”(5.7%),“学习”仅占3.9%,可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有浓厚的人脉支撑,农民重视子女教育,坚信知识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但是,就农民整体而言农村学习型社会建设任重道远。农民幸福观。93.1%的农民不同程度地认为生活是幸福快乐的,认为不幸福快乐和非常不幸福快乐仅占6.9%。当生活中遇到问题时,61.1%的农民的第一反应是“想办法解决问题”。34.8%的人认为“解决纠纷的合理方式”是法律,找村干部协商的占36.3%,找对方协商的占24.9%,找机会威胁、打击、报复的仅占3.9%。农民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对婚姻的态度是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占绝大多数。对农村计划生育的态度:响应党的号召只生一个子女的占44.3%,按政策如果头胎是女孩,就再生一个的占33.5%,一定要生儿子的占19.4%,其他占2.9%。当问到“您对那些不赡养老人的人的看法”时,79.1%的人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应受到社会的谴责,有3.2%的人选择“人家的私事,与我无关”,子女压力很大,父母应该予以理解的占14.7%,这种现象很普遍,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占5.7%,其他占1.1%。这说明赡养老人、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在农村依然是主流意识。影响农村社会风气的因素,损人利己行为占36.9%,假冒伪劣行为占20.7%,爱讲排场占23.6%,黄赌毒违法行为和黑势力占15.7%。封建迷信活动的影响程度:54%的认为有一些影响,影响很大的占24.7%,没什么影响的占12.8%,说不清楚占8.6%。这说明在一些农村消极思想和陈规陋习沉渣泛起,严重影响着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目前甘肃农民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勤劳致富型(72.4%);二是开拓进取型(23.6%);三是等待观望型(2.7%);四是听天由命型(1.3%)。甘肃省农民有着淳朴憨直、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使甘肃省农村社会风气在总体上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农民的观念和现代化的要求还是相矛盾、相冲突的,特别是一些农民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陈旧落后,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很多偏远贫困地区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严重,小富即安,这是当前和今后甘肃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

三、实现农民转型,培养新型农民的思路

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P120)甘肃农村自然条件差,生产力水平低,无论是工业反哺农业的程度,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水平以及农民职业培训普及率均不及发达地区。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是甘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因此,在甘肃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提高农民素质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一)加强农村教育,提升农民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农民素质的核心。实现甘肃农民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型,提升农民文化素质,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一年,GDP就增加9%,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较能使GDP提高27%。”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

1.各级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农村义务教育摆到整个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认真落实“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进一步巩固和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坚持把巩固扫盲成果与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工技能培训、城镇就业培训等结合起来,防止产生新的文盲和半文盲,积极控辍保学扫除青壮年文盲。

3.认真落实好中央提出的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解决好双重矛盾,一方面要让农村孩子“有学上”,防止农村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失学,另一方面要发展优质教育,满足富裕农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4.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全面改善农村学校特别是贫困地区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把农村中小学校舍建成最安全的公共设施。其次,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本次调查显示,影响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是(该调查为多选项):没钱(42.5%)、当地缺少学校(38.4%)、没有时间(25.2%)、没合适内容(18%)、其他因素(6.5%)。因此办好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按照“面向农民、面向农村、面向农业”的方针。以职业技校为基地,以农民为对象,采取多种形式、多途径、机制灵活地传授各种经济适用技术。

(二)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农民增收,关键在就业,就业的关键是要拥有一定的技能。《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已于2011年6月1日颁布施行。《条例》对建立农民教育培训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民教育培训质量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为此,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要求我们落实《条例》,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首先,农民培训的方式要符合农民的实际要求,应该选择农民最需要技术的时间和地点切入,提高培训效率。调查显示,农民最喜欢的培训方式是“田间大讲堂”(51.1%),因为现场培训可节省培训成本,同时现场面授的实践性强;课堂面授与实践结合也比较受欢迎(25.8%),观看教学片(11.1%)、课堂面授(6.3%)等培训方式是农民不太喜欢的方式。农民最喜欢的培训模式依次是:“进村入户”模式(35.3%),“以工代训”模式(34.8%),“走出去、请进来”模式(15.6%),“示范带动”模式(10.1%),“协会推动”模式(4.1%)。因此,应加大现场教学力度,提高农民的即学即用能力。在农业科技知识培训的基础上,注重农民整体的素质提高和能力增强,真正围绕新农村建设开展农民培训工作。

其次,继续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调查显示,农户家庭主要外出务工人员每年在外打工的时间大约是:三个月的占9.9%,半年的占34.4%,一年的占39%,其他占16.7%。说明73.4%的农民工打工时间在半年以上。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除种粮食占44.9%之外,打工收入占42.3%。确实“输出一人,富裕一家”,要富裕农村,就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必由之路,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一条途径。但农民素质提高的过程主要是农民感性的认知过程,要以“实用、管用、够用”为原则,突出针对性。通过开展定向、定点和订单式培训强化这个过程。通过培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甘肃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最后,调整工作思路,把培训工作落实到村,围绕当地主导产业,整体推进,继续建立“一村一品”的产业化生产示范基地和示范点。调查显示,当前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着没人管(43.5%)、不方便(17.6%)、内容不切合实际(21.6%)、费用太高(13.2%)等问题。可见,要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建立示范基地引导农民就近接受培训,整村推进,真正做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基地上”,如2002年敦煌市南湖乡葡萄协会成立,“阳关”牌葡萄获得“绿色食品”资质,到2007年南湖乡葡萄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99%,形成了“一乡一品”的葡萄专业乡。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

(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实现规模效益。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促进相互间的学习,从而为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创造便利的条件,不仅提高了新型农民的经营素质,也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甘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探索阶段,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截止2009年,甘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达4758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领农民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实现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一个组织,带一个产业,富一方农民”,到2012年使45%以上的农户加入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这就要求我们,一要积极培育壮大合作组织,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培育规模大、运营规范的合作组织,充分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引导和改变农民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二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推进甘肃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解决甘肃省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解决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民经营管理素质,从而保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大力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大力推进甘肃农村文化建设,提升甘肃广大农民的素质,是当下甘肃农村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甘肃省建设文化大省的一项战略决策。当前农村文化正处于“文化矛盾凸显期”和“文化发展战略机遇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出农村文化缺失的困境,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首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阵地,武装农民头脑。调查显示,28.1%的人信仰共产主义,16.8%的信仰宗教,33%的没有信仰,6.9%的信仰一切为了钱,15.2%的信仰其他。因此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刻不容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形成适合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自觉抵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从而推动甘肃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其次,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文化的服务能力。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扩大广播、电视、电影的覆盖面;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加快文化馆、图书室、电影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积极组织实施“三下乡”、“送书下乡”和“家电下乡”工程建设。逐步形成县有文化馆、图书室,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的格局,以满足各层次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再次,激发和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提高农民文化活动参与率。鼓励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支持农民利用农闲、节日、集市开展社火、庙会等符合农村特点的群众文化活动,农民可以自编自演一些反映农村好人好事、富有乡村生活气息的娱乐性节目,让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充实农民的头脑,寓教于乐,以此抵制农村不良文化的传播,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最后,发挥致富能手、身边的先进典型的传帮带作用。调查问卷显示,影响自己思想行为的人依次是致富能手(42.1%),身边的先进典型(30.8%),党员干部(11.1%)和老师(11.6%)。认为能起到传帮带作用的人:31.2%的是科技致富带头人,30.25%的是农村发展引路人,25.1%的是创业实干人,13.5%的是民主管理明白人。可见致富能手、身边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引导农民提升自身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实现农民转型、培养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重而道远,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新农村建设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只有提高甘肃农民的综合素质,培育一大批新型农民,才能使甘肃“三农”问题的解决有所突破,才能加快推进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