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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培育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2014年05月23日 | 作者:赵林记 |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 2013年第4期 | 【打印】【关闭

一、公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现状及其内涵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公民政治文化最早由美国政治学者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提出。他和另一政治学者维巴在政治文化研究基础上,认为公民政治文化的特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一种权利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型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也是一种混合现代与传统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英格尔·哈特发表的《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重新论证了“公民政治文化”的基本命题,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描述西方文化的简要历程来论述公民文化问题。不能否认,西方国家有关学者在公民政治文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在我国,关于公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应然”水平上。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进行公民文化建设的特殊国情有探讨,但分析得还不够深入,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文化还没有总体的设想和具体的可行性方案等。尤其是在新时期,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公民政治文化培育的有关问题论述就更少,或只涉及某个方面的个别问题。

(二)公民政治文化涵义

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及我国的实际,本文认为,公民政治文化是一种以民主、平等、自由等为基本理念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一整套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与政治价值观的综合,它标志着人脱离自然状态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是一种权利本位文化。

二、我国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的现状和问题———以陕西省为例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先后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余个政权在陕西建都,时间长达1000余年,长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但数千年来形成的过于强调礼制、官本位、伦理观等价值观为典型特征的依附型臣民文化积淀极为深厚。占陕西省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其占主流的依附型臣民文化现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相去甚远,造成陕西省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培育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些突出问题在我国农村社区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官本位”现象的存在背叛了公民权利

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本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走向。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形成了以皇帝为顶端的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直到今天,农村社区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有做了官,才能获得特权和利益,是衡量一个人成就和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志等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思想中,本文认为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尤为丰富的陕西省农村社区,此类现象犹为为甚。这种“官本位”和等级特权在现代社会是对公民权利的背叛,更是对公共权力的异化。

(二)人身依附观念阻碍了主体意识的发挥

主体意识是现代公民行使公民权利、承担相应义务、遵守宪法法律规范从事各种政治行为的心理状态。在陕西省农村社区绝大部分人中,人身依附观念、“等、靠、要”思想严重,盼望上级的恩赐和施舍,期望有朝一日“救世主”会帮助他们脱离艰难困苦,要求政府领导为自己做主。几千年的人身依附观念造成公民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严重,使得村民主体意识相当淡薄,造成农村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缺乏应有的文化心理支撑,从而阻碍了公民文化的培育。

(三)伦理人情关系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精神

法治在市场经济中起着调节利益关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作用,在政治生活中它是规范公权力的工具,是维护公民合法权利与权益的重要手段。以陕西省为例,目前还现实存在着的城乡分治二元格局,难免使得伦理关系、人情世故、个人地位等传统价值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村民脑子里,造成村民习惯以乡缘、宗族、血缘、业缘等为主要人际圈子,使之成为农村社区人与人交往的纬度和半径,而这些现象使法治精神和民主理念无法在农村社区得到真正弘扬。

(四)民众政治参与能力较低,不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紧密相关。民主政治就是要求民众广泛、有序地参与选举、监督等政治运行过程,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通过各种方式制约、监督公权力的运行。目前,陕西省农村社区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强但参与能力较低;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式并存等等。因此,大力培育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不仅是当下陕西省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背景下培育现代合格公民、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农村社区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培育的对策与建议

公民政治文化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隐性结构,只有其培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阶段,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得以保障,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健康运行和巩固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相比,培育、建设公民政治文化的任务更为重要。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根据新形势下我国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与实际,依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民主政治系统的要求,本文认为,我国农村社区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应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展开。

(一)经济层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孕育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的经济土壤

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证明: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存在发展的经济根基,同时也是公民文化生成的源动力。因为市场经济是自由交换的经济,是平等交换的经济,是竞争地进行交换的经济和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交换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这些内涵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则表现为,经济上的交换呼唤政治上的交换,即由选民和领导人通过选举实现;政治交换必须在竞争中进行,即选举是选择行为,由选民来做出选择;政治交换必须是自由的交换,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平等的;政治交换需要遵照严密而系统的规则,如同市场经济一样,政治交换需要在系统而严密的规则中建立和维持秩序,这样政治生活的平等和自由才能实现。因此,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改变着村民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以其广泛、深刻的渗透力影响着村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政治价值观,激发农村民众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培育着村民基于日常经济生活而催生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念与政治需求,促进了他们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法治意识等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因此,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广大农村社区在各级基层政府的直接推动下,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铲除臣民文化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消除有碍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培育建设的陈旧观念,促使村民逐步形成具有自立、自由、自律、自主等公民文化特点的主体精神[1]。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村民落后观念的转变,才能有形成和发展公民文化现实的动力和基础。

(二)政治层面:推进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公共服务型基层政府,大力提供培育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2]。笔者认为,具体在实践中,要着力构建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层政府。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基层政府、社会和农村民众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善政”走向现代的“善治”。不断加强村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在基层政府指导下,加大健全完善农村社区选举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村民参与村规村约制定等制度建设的力度;要不断完善农村社区村民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复议制度等信访渠道,确保畅通无阻,逐步建立与村民进行网上沟通的互动平台;要广泛动员村民积极关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村务村事,并保证村民的监督权。其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使其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组织载体日益健全,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完整体系,这场“静悄悄的革 命”为 村 民 公 民 政 治 文 化 培 育 提 供 了 沃土[3]。通过以上这些工作,逐步使村民形成民主思维和习惯,慢慢学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正当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学会用理性的方式、宽容妥协的态度、竞争合作的精神对待政治领域内的问题,并内化为他们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这也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架构下培育生成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的机理选择。

(三)社会层面:构建公民社会,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力量的作用,大力营造公民政治文化的社会环境

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或者政府系统,以及市场和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4]因此,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的一个社会相对自治的领域,自然会形成对公权力的一种制约力量,公民社会的人们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个人权利与要求,监督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行,这种意识和习惯的形成与发展大大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的培育。公民社会的平等自治、强调政治参与和对公权力的制约、遵循法治原则以及倡导合作、信任与宽容等特点决定了它是公民政治文化孕生的摇篮。农村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培育公民政治文化,而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会极大促进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的孕育,两者相辅相成,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和力量,而家庭、学校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则是某种意义上小环境的建设力量[5]。

第一,家庭对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它的基础性。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殊历史时期,为培育合格的公民政治文化,应该在农村社区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大力倡导重视婚姻关系,树立良好家庭婚姻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相互尊重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具有重要作用。学校是培育公民政治文化的主导力量,学校不但对学生进行有关民主政治基本理念的知识教育,而且利用各种手段、途径和方式开展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学习法律知识,使他们熟悉权利、义务和责任,广泛参与政治实践,了解社会和国情,逐步形成正确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第三,农村社区公民政治文化培育始终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与发展的。为此,在进一步深化农村地区市场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扩大村民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的渠道,提高他们的政治技能与知识经验,使具有不同政治信仰、政治感情的村民能够凝聚在一起,化解社会摩擦,从而保持农村政治秩序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

(四)文化层面:扬弃臣民文化,培植农村地区公民政治文化的内在基因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我们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基础上,要全面加强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公民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培育建设的重要方面。

我国有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历史,特别在农村社区依附型臣民文化积淀极为深厚。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政治文化必须以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为参照,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公民政治文化中对于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等的追求,我们要大胆借鉴,积极吸收,在坚持批判、合理吸收和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改造外来政治文化,通过媒体、网络、宣传栏、法治教育等多种方式途径在村民中逐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政治文化观念基因,注重实效,实现新旧政治观念体系的逐步转换。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推进的大形势下,我国和西方国家关于公民政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在农村社区难免产生激烈碰撞、交叉融合,这个复杂的过程对村民来说极为困难和痛苦。但是笔者坚信,在各级基层政府的自觉推动下,在政治学学者、有关方面的专家及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通过创造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生长的舆论氛围和环境,引导和矫正村民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当村民公民政治文化成为村民主体自觉的政治实践意识和理念需求时,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就不会是一句空话,而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参 考 文 献]

[1]施惠玲.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引领与文化跃迁[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4-18.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2-11-08.

[3]汤晋苏.村民自治30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J].理论参考,2009(4):20-21.

[4]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09-110.

[5]蔡芹.当下我国公民政治文化培育与建构的三大力量[J].理论观察,2007(1):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