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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文化奠基到政治文化现代化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14年06月07日 | 作者:巨 英 |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2013 | 【打印】【关闭

学界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把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平等的子系统来研究,集中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以及邓小平应时代变化在文化思想方面对前者作出的超越。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不能被忽略的,因为它是我国政治体系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必要基础,同时决定着我国政治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因此,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挖掘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一致性与变化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化的目标:从革命文化到“公民”文化

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卜,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换言之,由于政治文化能够反映现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它不但涉及观念性层面,同时也将上层建筑当中物质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涵盖在内。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但是在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论述中清楚地表达了以上内容,并且,通过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毛泽东深刻地表达了建构中国政治文化的目标—革命文化。

毛泽东指出:七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厂”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认识到,在近代中国,代表新兴经济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与封建经济及买办资本相对抗。因此,在众多的政治价值取向当中,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政治文化。

毛泽东在确立了近现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之后,把该文化的目标定位为革命文化,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之所以将革命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目标,毛泽东也是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上来分析的,他认为文化对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能够促进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各种政治亚文化的冲击,毛泽东通过教育的方式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受住了考验,使这一政治信仰更加地深入人心。在毛泽东思想精神的鼓舞之下,中国人民研制了两弹一星,取得了一系列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在不断增加,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感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在革命文化的目标引领之卜,我国顺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那么,革命文化是否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又是如何完成这一目标的?这一毛泽东没能解决的重任交到了邓小平的手中。

与革命文化相比,邓小平想要建构的政治文化把国民的视线从国家这样一个整体领域拉回到公民的个体发展领域,因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必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由此,邓小平在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目标定位于公民的个体发展上,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

这一目标究竟是如何促进公民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邓小平首先认为要把有理想“放在培育四有”公民的首要地位上。他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可见,邓小平认为政治文化中,

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解决了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那么,在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年浩劫之后的中国到底该如何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了一个难十题。邓小平认识到了人民群众追求物质需要的价值合理性,并确立了富民”的政治理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一理念不但是对传统民本“政治思想的现代终结”,而且是对一段时期内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精神价值理念的一个突破。同时,这一政治价值观念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核心理念,而且符合现代民主政治中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观念。这样,邓小平以富民思想把中国人民建立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信念之上的共同理想转变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信念之上的共同理想。

在确立了共同理想的政治信念之后,邓小平又在其他三个方面摒弃了一些旧的政治价值观念,建立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理念。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所兴起的逐利思想,邓小平以有道德的要求保有了精神价值的普遍存在。有文化”则建立了民众对于科学理性的政治认同。最后,有纪律是邓小平法治思想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表征。邓小平把平等的法治文化精义融入现代政治文化当中,他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通过对政治文化目标的分析,邓小平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取向模式,它以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引领,人的平等精神为核心,以人民民主和法治原则为根本内容。

二、政治文化的逻辑起点: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确立与重塑

针对两千年以来所形成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新中国在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之后,到底该如何实现向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转型?从唯物史观出发,毛泽东和邓小平均意识到人民才是政治文化的主体,只有不断进行公民意识、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的教育,同时从制度上进行保障,才能够逐渐实现政治文化的转型。由此,两位领导人都主张建立大众的文化,毛泽东确立了政治文化的逻辑起点—政治参与:邓小平则在毛泽东所确立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基础上对其进行重塑和完善。

针对中国封建时代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所建立的特权,毛泽东提出要建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逐步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受到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众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却并未轻易改变。那么,究竟如何消除民众的消极政治心态,如何让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深入人心?毛泽东首先从法理的角度为民众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土壤—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起草、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1954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是现代民主精神在我国法律当中的根本体现,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次,毛泽东以合理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政策来保障、促进民众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从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当中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1954年召开的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从1956年提出的全国人民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来到1960年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无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原则,有力地提升了公民责任感。

邓小平在毛泽东为建构政治文化的法理的土壤之上,进一步肯定了民众在建构政治文化当中的基础作用。在设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再强调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一方面,广大人民必须具备参与政治的意愿,这就需要扩大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让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民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人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法律是保障人民稳定而有序地参与政治的基本武器。同时,民主集中制的重新确立则为人们政治参与提供了土壤,在这一基本原则之卜,人们得以在公开场合发言,主持各种会议,为公共政策献言献策,作出必要的妥协,从而加深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

三、政治文化的路径选择:观念与制度的更新

政治文化在政治过程中通常在系统、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上起作用。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文化以及政治体制方面的观点以及做法实际上确保了政治文化在各层次上的有效作用。两位领导人正是在政治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制度保障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的是,在政治经济环境有所变化的情况下,后者在继承前者的一些基本观点基础上有所纠正和创新。

系统文化包括政治合法性、国家认同与体制的权威几个问题。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国家认同也因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空前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卜,毛泽东选择了以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增强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他指出,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教育方式上,毛泽东的立场与他在革命时期的立场相一致—群众运动。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政权以及国家认同很重要的观点,但他并不认同群众运动的方式,主张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他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教育人,主要是指思想道德教育。要开展持久的、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进行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民众普遍支持政治共同体,增强现代化建设的凝聚力。

对于当代新兴国家而言,体制的权威很容易因独立运动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智慧而让位于后者,在中国尤其如此。毛泽东未能成功地把中国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转化为体制的权威,这一重任交由邓小平来完成。邓小平在正确评价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果断地在改革开放后以身作则,主动地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同时,他进行了观念的更新,不夸大个人的作用,通过观念和制度的更新,邓小平消除了权威人物的影响,建立了体制的权威。

过程文化包括公民的自我能力感以及公民彼此之问的信任程度。如前所述,由毛泽东所确立、邓小平所继承的政治参与制度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目标就是提升公民的积极主动,士曾强公民的自我能力感。人际问的信任感是公民对其他政治行为者的一系列认识、信念、情感与判断。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过程中的政治信任,一方面,他号召全党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另一方面,他提出从规范政治运作方面入手增进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在毛泽东的主持之卜,党内出现了共产党的内部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各种政治监督形式,同时还创建了一套政治监督制度,包括监察制度、检查制度、人民来信来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团结以及政治监督的观点,更强调从政治结构方面来推进政治信任,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是否科学的一个标准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强调在制度化的轨道之卜有序而协调地进行政治监督。

政策文化是指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倾向模式。这种态度可能使全体人民在不同政治问题上保持团结或酿成分裂。在如何看待公共政策,尤其是最能体现社会公正的收入分配方面,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必须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问的关系,即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同时,毛泽东认识到要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必须要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以及苏联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导向,毛泽东最终偏离了他自己设计的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收入分配原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之卜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立了以大锅饭为标志的人民公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终滑入了平均主义的深渊厂

邓小平在继承并且肯定了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收入分配领域内的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从政治价值观念上破除了人们数十年来把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关联的看法,他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吃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他号召人民正确对待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在共同富裕的大原则之下认识到承认和允许人们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差别,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由此,邓小平在系统、过程及政策三个层面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方面验证了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一个共识—“始于毛,成于邓”。在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革命文化”有效地完成了上层建筑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毛泽东从法理的高度确认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建构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参与机制,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毛泽东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向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转型。他一方面以公民文化”代替革命文化”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有序的、理性的政治参与代替了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以观念和制度的更新使对权威人物的个人崇拜转向体制的权威;以共同富裕”的思想破除了可能使中国人民分裂的“左”与“右”之争,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扫清了道路,也为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价值观念上的依托。至此,邓小平推动了毛泽东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稳定性与变化性,对转型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