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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文化视野下苏南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演进与未来转型
2014年07月07日 | 作者:张建英 | 来源:学术论坛 2013(7) | 【打印】【关闭

苏南现代化进程虽然经历了从“苏南模式”到 “新苏南模式 ”的演变过程 ,但没有改变 “强政府 、弱社会”的发展局面。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模式逐步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根据现代化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 未来苏南现代化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发挥地方政府权威性、又能保证社会自主性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要实现苏南现代化模式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型,需要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该机制必须根植于蕴含在苏南民众深层意识中的政治文化的土壤中,以保证社会秩序的最低限度的整合,并抑制市场的世俗化力量对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作用。

一、苏南现代化模式历史演进的政治文

化环境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乡镇企业改制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以及2003年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苏南模式”,都呈现“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格局。苏南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和演进,既是在一定经济社会环境下的选择,也是由于政治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苏南现代化模式中的 “强政府 ”现象 ,是传统权威意识和政权力量的使然

政治文化是指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它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等方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为皇权主义、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大一统思想,其基础是实行中央集权。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对权威思想有一种潜在的认可,这种认可所造就的权威政治人格,深深沉淀于人们的政治心理中。一般来说,政治权威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充分整合资源,为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提供强大的动力,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创造条件并为市场经济的完善提供制度保证。 苏南现代化模式中的“强政府”现象,既是苏南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基层政府形成的权威意识和动员能力的使然。

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比吴文化更讲秩序,更重视权威了。由于治水、用水、争水而产生的制度需求, 苏南产生了乡绅自治特点的基层组织网, 乡绅作为一个具有领导地位和特殊声望的社会阶层,管理着众多地方和宗族的公共事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苏南原来乡绅自治特点的基层组织网变成了金字塔式的组织层。 这个组织层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苏南的社会秩序, 而且几乎控制了主要的社会资源。苏南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不能不依赖苏南重视权威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基层政权组织的资源配置能力。 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劳动力、土地、资金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政治文化视野下苏南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演进与未来转型配置,基本是由基层政府来完成。到20世纪90年代,为了摆脱乡镇企业发展的困境,苏南地方政府主导了乡镇企业的改制,并大力开展农村小城镇和开发区建设以及招商引资活动。 进入新世纪,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生态问题等,苏南地方政府主导了农村“三大合作”的制度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城乡均等化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改革初期,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南和中国一样,“几乎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 或者说基础很薄弱,”苏南地方政府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基层政权组织所形成的政治权威,推动了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 奠定了苏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基础和方向。30多年来,苏南地方政府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和外围部分替代市场、培育市场,并推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苏南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商品交易市场和有利于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要素市场,特别是建成了一批辐射面广,吸引力较强的专业市场, 有些专业市场成为区域性或全国性交易中心、相关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孵化器”。

(二)苏南现代化模式中的共同致富 ,源于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所谓共同体意识,就是共同体中单个主体在实现自身权益的同时, 意识到其他主体的权益并尊重其实现,承认共同体是利益相关者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苏南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体现浓郁地方特色的,它以家庭、社区和谐为本位,以城乡、区域、内外、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进为目标,达到全面、协调、和谐、共进为原则,谋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对于苏南现代化模式,从理论上,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概述,但无论是新望先生概括“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的苏南模式,还是周明生先生归结的“五为主、两协调、一共同”的新苏南模式,都强调苏南社会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与追求。 在实践上,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苏南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而且促进了农副工的共同发展与人们的共同富裕。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改制, 保留了一定比例的集体股,保证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为了克服发展中面临资源瓶颈、城乡发展不平衡瓶颈、环境瓶颈等问题,苏南人以县域为共同体单位,开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 初步实现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到目前为止,苏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是全国最小的。苏南共同体意识秉承千年吴文化的养育,创始于以“草根共同体”的乡镇企业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中,变革于以乡镇企业改制与开放型经济发展为特征以及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苏南模式中。苏南人背负着共同体追求富强的愿景,苏南既湖光山色、自然环境优越,又人多地少、工业资源缺乏的客观环境,造就了苏南人与环境协调、人与人共同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伦理;共同发展的要求必然需要共同体内部整体和谐,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共同体全体成员。在苏南现代化的历程中,苏南人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为了一村、一乡、一个社区、一个县市的发展,走出了率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苏南之路。苏南社会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与追求,是苏南现代化模式顺利演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政治价值归属。

二、苏南现代化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苏南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在特定政治文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其初始阶段所表现出的有效性成为推动这种模式不断强化的内在动力。然而,这个决定着社会转型早期取得成功的政治文化要素,会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而逐步显现出自身的局限。

(一)地方政府的强势作用,可能成为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阻力

著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苏南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为现代化的启动和市场经济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它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沿着自己的思维与行动惯性,不断扩张自己的强控制能力,使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所要求的基础性条件得不到发展。苏南经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虽然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已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也基本完成,政府已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政府还没有把发展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企业, 关系到企业重大业务事项的审批权仍在政府部门。 苏南地方政府还通过掌握土地、 资金等稀缺资源的行政配置权,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进入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行政权力进一步膨胀。 当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 不可能不形成权贵资本,并滋生腐败。 权贵资本和权力腐败扭曲了市场经济向良性循环发展的力量, 使企业不再是通过研究市场、注意创新与公平竞争而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想通过巴结权贵、搞市场垄断而牟取暴利。 行政权力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权, 削弱了制度变迁的能力和动力, 增强了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以及企业、个人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了大量资源被配置到无效或低效领域。

(二)民间组织的发展滞后,难以满足社会转型的需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南民间组织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体制转轨的深入,苏南地方政府为社会组织释放了一定的成长空间,使得民间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 开始部分承接企业剥离出来和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然而,在大一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以家庭、血缘为中心的垂直交往网络的影响下,苏南民众早已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组织与服从,他们很少有横向之间的各种互动和结社, 民间组织的发展滞后于社会转型的需要。 在苏南的民间组织中,行业协会、社团等利益维护类组织占了半壁江山,公益类的民间组织很少,影响了公民权益的维护能力、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近些年来,苏南地区关于企业劳资纠纷、企事业单位改制、城市拆迁改造、农村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事故等群众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甚至爆发群体性事件,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苏南民间组织发展不足的问题。由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社会自律管理的“中介”断层,而且造成从企事业单位转移出来的公共事务由于缺乏相应的民间组织承接,苏南地方政府又揽到了身上,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务。

(三)公众参与的不足,制约了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培养

所谓公众参与,是指民众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政治行为。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可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 制度性参与是指民众在既定制度规范内的参与活动,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是指民众以投诉、聚众、暴力等超越制度规范的参与活动。政治文化影响公众参与的热情与方式。由于受到“大一统”的传统政治文化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影响,苏南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对公共事务的制度性参与表现冷漠, 但在利益矛盾激化时对非制度性参与又表现出某种非理性的激情。 随着苏南社会转型的深入,苏南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着许多现代社会矛盾。当社会矛盾发生时,在目前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主体,公众参与严重不足。当民众难以通过制度性参与表达诉求、解决问题时,往往会以非制度性参与方式释放出来。近些年来由环境污染或环境保护、征地与拆迁补偿、 劳资矛盾等引发的群体性社会事件在苏南也已出现。这种对公共事务制度性参与的不足以及非制度性参与的激情,制约了合作、独立、平等、信任、宽容、自律等公民精神以及权利、参与、法治、和谐等公民意识的培养。

三、苏南现代化模式的未来转型

苏南“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模式由于其自我强化而与环境之间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根据现代化和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 未来苏南现代化应该是“强政府、强社会”的发展模式。苏南现代化模式要实现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型,必须采取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发展民间组织以及提高建立在共同体意识认同基础上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等策略,以形成一种根植于苏南政治文化的转型机制,增强地方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保证社会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一)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增强地方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由于苏南社会有着浓厚权威意识的政治传统以及对于这种传统的认可, 这种认可已经深深沉淀于民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中, 因而苏南社会对政府与集体有很强的依赖性, 苏南现代化还需要依赖地方政府以权威的力量持续推动。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 相反,政府的必要性在于:

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者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 ”苏南现代化的实践证明,政府和市场并非对立,苏南现代化由地方政府主导,苏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但是,由于政府对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存在着一种递减效应,近年来苏南地方政府职能也存在着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不仅基本47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还影响了公平与公正市场环境的发展。因此,苏南现代化要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推进作用, 必须推动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通过推动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地方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为主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从培育市场向规范市场、从投资主体向为市场主体创造有序竞争公平环境的转变, 使政府退出自己想管但又不可能管好的领域, 管好自己该管的领域,增强自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二)发展民间组织,促进社会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在目前“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格局下,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下, 民间组织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而要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变,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关键。 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承接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 这不仅有利于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促进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还能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建立在诚信、合作、自律等基础上的规范体系的建立,促进社会的自主性与参与性。 针对苏南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 要加强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为民间组织创造发展的空间。 其次,要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 为民间组织的存在和成长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 再次,在组织治理结构上,从政府主导设立到民众自主设立, 从政府的附属物到社会的独立主体。 最后,大力培育市场中介类民间组织和公益类民间组织。 商会、协会等市场中介类民间组织的发展, 可以承接企事业单位改革后分离出来的职能。 环境保护、 贫困救济等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共同供给,公益类民间组织的供给尤其重要。

(三)提高公民文化素养,协调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公民文化是多元统一性的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参与者文化的混合,在人们的继承与创造中得到传承和发展。来自不同地区、带着不同传统、有着不同利益诉求、具有不同文化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的人们,聚集在苏南一个个社区里共同生活。 由于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同,必然产生摩擦、矛盾与冲突。 福山指出,中国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往往缺乏家族以外的范围更广的一般性社会信任。苏南社会建立在习俗、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以家庭、学校、家乡、单位等为载体的信任体系,仍然能对熟人群体维持道德自律、 信任与合作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陌生人群体之间、利益分化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摩擦、矛盾与冲突,不但不能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运用公共理性来处理矛盾与冲突,而是极大地引发了对非群体成员的不信任、褊狭,甚至仇恨和暴力。 苏南现代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催化出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 苏南民众还保留许多传统政治文化心态,难以适应从“弱社会”向“强社会”转型的需要。因此,提高建立在共同体意识认同基础上的公民文化素养,培养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 以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 通过各种途径,倡导合作、独立、平等、信任、宽容、自律等公民精神以及权利、参与、法治、和谐等公民意识,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 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为具有责任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一员,有效协调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