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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媒体对村务管理的介入及功能——以南方农村报参与南农实验为例
2011年09月01日 | 作者:毛志勇,侯江华 | 来源:《东南学术》2011年第2期 | 【打印】【关闭

摘要:本文以媒体参与南农实验为分析视角,尝试回答:媒体在我国村务管理、民主建设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笔者认为,现实中新闻媒体都是热衷于报道事件和现象,但对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根源很少去挖掘和了解,这样对社会认知就有一定的限度。南农实验开了一扇窗口,试图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原因和本质,以避免简单化。通过实验,可以挖掘现象背后的根源,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参与社会实验则把新闻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由批评转向建设,拉近了媒体和社会的距离,这样一方面提升了媒体的功能,另一方面创新了社会参与的机制。

关键词:第四权力;共建与整合;南农实验;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这一举措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建设新型农村,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让民主在农村扎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四个具体体现。要实现这一既定目标,一方面要发挥政府部门行政力量的优势,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尤其是涉农媒体更应该走在前列、引领方向。新闻媒体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获取工具,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助推器,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有着其独特的功能与价值,它不仅可以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同时又兼备凝聚民心、监督政府的双重职能。从受众主体即广大农民的角度考虑,新闻媒体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做好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宣传者、农情民声的反映者。基于媒体的社会责任,南方农村报参与了一场由“媒体+学界+地方政府+实验村”共同组织的社会实验,即“南农实验”。从媒体的角度看,这是一场以民主为理念,以多方资源整合为支撑,以培育公民社会为目标的建设性实验。笔者认为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通过挖掘新闻媒体在村务管理和民主建设中的功能和价值,总结本次多方合作的经验,进而剖析现阶段新农村建设中媒体的角色定位。

一、对于现状的反思:媒体建设性缺乏的原因与危害

目前,中国新闻媒体的数量非常庞大,但如果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考察,则属凤毛麟角。具体言之即为,新闻媒体要么热衷于追逐一些具有刺激性和冲突性的社会热点,对事件、现象或问题的报道流于表面,不能深入到核心去追根问底;要么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做政府的传声筒,对社会进行动员说教或发号施令,不能真正了解社会大众的需求。这两类新闻媒体的共同之处,就是将自己居于社会之上,或是敷浅地批评社会,或是生硬地指导社会,对社会缺乏真正的建设性。

新闻媒体为什么会缺乏建设性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了新闻媒体的发展。一是体制约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不论是报纸、电视还是广播,在体制上都隶属于党委或者政府部门,这种体制上的隶属关系,使得新闻媒介无法完全发挥“第四权力”的监督功效。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中,媒体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难以保障,不仅自身的公信力受到影响,公众的知情权也会受到损害。二是结构约束,主要是来自于新闻媒体自身内部的约束,以报纸行业为例,从信息采编到信息见报,要经过好几个层级的考察和验收,记者先进行实地采访,然后根据采访内容写出报道上交编辑部,编辑审核通过后,方经(副)主编同意印刷见诸于读者,这种纵向的层级结构,使得新闻见报的经手人增多,每道程序都可能为了某种需要扭曲事实真相,特别是在遇到压力或诱惑时,新闻人不负责的职业态度和职业精神都可能成为影响新闻质量的因素。三是社会约束。除了国家和自身的因素外,来自社会的制约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法律不健全,用于监督新闻媒体合理的行使其职责的法律还不完善,当新闻媒介的报道触犯了利益集团或是邪恶势力时,当事人可能要承受打击报复但得不到法律及时的救助,这会导致媒体不敢开口;另一方面是资金的运转,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将目光锁定于当地企业的支持或合作,经济上受制于人就可能沦为他们的传声筒而忽略自身应有的角色定位。媒体产业化是以经济利益为支撑的,媒体经济人的行为势必会影响监督社会、维护正义职责的履行。

如何摆脱束缚,让新闻媒体更具建设性,南农实验为媒体介入基层社会提供了实践空间。2006年4月,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新农村建设实验,简称“南农实验”,实验计划在广东选取3个村庄,进行为期5年的建设项目实验。该实验的出发点就是力图通过多方力量的参与,增强农民能力建设,为村庄民主建设奠定基础。之所以在广东选点展开此次项目试验,主要是考虑到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农村发展上比内地有更多的优势,这些优势首先直观地体现在经济条件上,较好的经济条件不仅包括政府较强的财政实力,更包括活跃的工商业与可观的民间财富。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工商业的活跃进而为社会的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也为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南农实验搞活农村经济、加速农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在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进行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一方面起点较高,有利于观察和检验实践中变量的真实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探索、总结规律,或许可在将来实验成熟后,为其他大规模展开新农村建设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

二、第四权力的创新:媒体在村务管理中的角色分析

新闻媒体通过南农实验介入到村务管理当中是史无前例的,在南农实验之前,还不曾有过文献记载。众所周知的农村社会实验,都是由政府、乡绅或者学者参与和推动的,而媒体总是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报道者,即站在中立的位置上去观察和报道,通过媒体平台或其他方式,将自己了解到的真相传播出去,以引起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这也可看出我国目前新闻媒体的功能。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新闻媒体包括信息传播、舆论导向、社会监督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南方农村报在参与实验后,其媒体的作用也在慢慢低发生改变,不再像先前那样更多只是重视新闻理论,而是开发过去传媒不具有的隐形功能,开创了把新闻理论和社会理论两者结合的先河,整个舆论导向都由批评社会转向批评与构建社会相结合转变。批评容易建构难,这样的转变,无疑是新闻媒体宣传理念的进步。透过南农实验,不仅提高了新闻媒体的功能和价值,也拉近了媒体和社会的距离,让整个社会更真切地了解媒体文化、把握媒体理念,这也无形中创新了社会参与的机制,通过社会各界力量的资源整合,共同推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在举国建设新农村的今天,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如何认识媒体对村务管理的介入,在笔者看来,媒体在村务管理方面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细碎化,政府公信力下降,新闻媒体填补空缺。新闻媒体参与社会实验的现实背景是社会的碎片化状态。李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形象地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这种不稳定性称为“被切割的无数片段”或社会“碎片化”。中国的农村同样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除了李强先生阐述的上述原因外,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宗绅力量的瓦解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半行政化,都使得这种碎片化变得更加突出。在此情况下进行新农村建设,谁能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政府的公信力已大不如前,企业难以规避利益瓜葛,非政府组织基本尚未发育,学术机构则缺乏动员能力,而在农村地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新闻媒体,或许可以弥补上述机构的不足,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二是参与社会实践,监督权力运用,发挥第四权力效力。早在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官P·斯特瓦特在演讲中,根据新闻媒介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从法学的角度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他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就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够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制度性功能。在中国特色的体制下,新闻媒体,特别是属于党委机关报(台)系列的媒体,一方面具有所谓的“第四权力”,即社会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它又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这就决定了新闻媒体与政府,特别是党委机关报(台)系列的媒体与所属地的低层级政府之间,只能是既监督又合作的关系,这也是新闻媒体参与社会实验的理论基础。作为第四权力的代表,南方农村报就是这样一个在广东农村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它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第一份子报,以监督基层政府闻名,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和尊敬。由它来参与农村社会实验,农民欢迎,政府支持。

三是开发隐藏功能,引导信息传递,共建和谐新农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如何让党的战略规划走入寻常百姓家,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应当扮演传播者的角色。从传播学的角度,媒体是决策者向民众传达其政治信号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公众向决策者传递利益要求的主要工具。与作为官方的工具相比,以市场为取向的现代媒体信息传递速度快、量大而直接,越来越多的现代公民依赖于现代传媒的信息传递渠道和舆论压力效应。现如今,公众关注较高的公共议题,大部分是通过媒介传播进入决策过程,成为政策议题的。2005年,顺应中央建设新农村的战略布局,南方农村报提出了“新农村推动力”的口号,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办报理念。它具有二重内涵,第一层是聚合精英力量,凝聚共识,参与社会,推动政策;第二层是新农村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与旧时期的以社会“救亡图存”为目标的乡村建设相比,如今的新农建设有了现代民主国家构建的理论背景,南农实验正是一场以提升农民民主能力为核心的政治型实验,它的价值在于探索现代民主国家构建所需要的民主能力,而南方农村报的参与使之成为了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并通过传媒的力量使之公之于众。

三、疏导与沟通:媒体在社会实验中的作用和价值

纵观整个实验的过程,及时深入的报道使得实验在当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以“蕉岭模式”为代表的阶段性实验成果,标志着介入村务管理后的媒体有了新的功能,开创了新闻媒体在农村事务管理中新的运作模式。南方农村报在“南农实验”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经历,以在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中表现最为曲折,也最有研究价值。由于人力有限和工作安排的原因,实验初期,南农实验课题组对广育村并未给予太多关注。随着南农实验主体项目“农民合作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展开,实验课题组将重点放在了广育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与南方农村报在蕉岭县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密不可分的。南方农村报在该县有1万多份的发行量,在广育村就有近200份的发行,远远超过其他3个实验点,在当地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为实验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坚实的基础未必就能转换成良好的氛围。在南农实验课题组入驻广育村进行调研之时,南方农村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蕉岭广育村征地补偿疑云重》的报道,披露了广育村委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在天汕高速公路征地和补偿款发放过程中存在工作不透明等问题,导致村民对个别村干部和有关官员是否廉洁起了猜疑。此报道如平静湖面中投入的一颗巨石,立刻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震动了从县领导到普通村民的广大干部群众,甚至引起了村庄内部分别以新村主任和旧村主任为代表的两派力量的公然对立。随后记者根据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解释作了一个追踪报道,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让民意更加汹涌,也使村庄内部的裂痕进一步加大,有关领导由此甚至开始怀疑记者的用意,“到底是想平息事件还是把事情搞大?”在追踪报道刊发的同一期,南方农村报还在第4版刊登了一个整版的蕉岭县盗伐林木的报道,这同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接受采访的广福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为此受到了领导的批评,以致他说了这样的气话:搞南农实验真是引狼入室,南方农村报来这里到底是做实验还是搞批评?

尽管在南方农村报社看来,进行舆论监督和参与农村实验这两种功能是可以分开的,但对地方政府来说,两者只能二选一,也就是说“监督可能是合作的前提,但合作也许意味着监督的终结”。至此,“南农实验”一下陷入僵局。在此情况下,参与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就显得弥足轻重,南方农村报在这个僵局的沟通和疏导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笔者与南农实验总干事马华博士一起拜访了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表达了南方农村报社希望蕉岭政府支持广育村建设的意愿,良好的沟通和积极的疏导收到了实效,南农实验取得当地政府新的支持与信任,广育村的工作也从此步入正轨。

如何评价媒体在参与社会实验中的作用与价值?在笔者看来媒体参与社会实验是新闻媒体更具社会建设性的体现,其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首先,媒体参与社会实验是一种体制创新。应当承认,新闻媒体直接参与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确实是一种体制创新,因为它通过行使舆论监督权,既可以改变低层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上的不作为,也可以预防政府在这方面的乱作为。媒体与政府权力之间应当是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关系,作为权力的载体,媒体服务于权力。但也要看到,这种体制不具有复制性,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存在这样的媒体,即使存在,也未必愿意去从事这项工作。尽管如此,它参与和推动社会实验的意义仍不容否定,以南农实验为例,这项实验的成果已经在当地得到了验证,并且具有可复制性。而通过媒体的报道和传播,实验的成果更是为国内外众多的机构和个人所知悉,有可能应用于实践,推动农村社会的进步。

其次,媒体参与社会实验是一种理念创新。传统媒体的理念置身于社会之上,扮演社会的教育者和引导者,启蒙公众、引导视听,但是伴随着南农实验的开展,媒体的功能和作用也得到了提升,媒体已经不在局限于一个宣传者的定位,而是更多的以一个参与者、实践者、监督者的身份亮相,纵观整个南农实验,媒体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一方面参与整个活动,另一方面又监督后续发展,这种的双重职责都使得媒体摆脱了政府传话筒和扰乱社会视听的“喧哗者”的形象,更加忠于事实,忠于真相。

最后,媒体参与社会实验是一种机制创新。一方面它颠覆性地创新了新闻媒体的参与机制,相对以往的封闭式的传媒运作,南方农村报办报更加具有开放性,依托南农实验的背景,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报道都创造性地扩大了参与的范围,延伸了公众参与的内涵,不论是前期的采访,还是后期的制作编排,都是在媒体自身的亲自参与下,并结合当地群众和参与第三方即学术机构的意见,综合发表意见。另一方面用人机制的创新也在其中得到体现,通过实验的开展,媒体能够发现各个参与方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对学术部门人才的挖掘,通过人才引进和人才培植,必将提升媒体自身软实力。

 

注释:

①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1页。

②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月11日。

③毛志勇:《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媒体的责任与作为》,《今传媒》2007年第11期。

④邵铭:《蕉岭广育村征地补偿疑云重》,《南方农村报》2008年4月17日。

⑤邵铭:《蕉岭县纪委:还村民一个明白》,《南方农村报》2008年4月24日。

⑥邵铭:《盗伐林木缘何成农家副业》,《南方农村报》2008年4月24日。

 

作者简介:毛志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社总经理。

侯江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南农实验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