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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民主制度建构的文化自觉:动因探析与根基构筑
2013年11月29日 | 作者:王立洲 |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 【打印】【关闭

建国以来,中国为了实现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积极推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制度建构。相对于旧中国的专制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中国制度文明的一次断裂,然而支撑民主政治的文化根基尚未完全建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其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而伴随这个过程的又是一个思想文化上争论乃至斗争的过程。改革开放后,由于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政治的进步,中国的制度建构走向创新之路,从而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既然思想文化建设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以文化自觉的视角和心态对当代中国民主制度建构进行文化反思,研究如何实现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构筑中国民主制度建构的文化根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民主制度及其文化根基的建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从斗争到和谐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这也是一个思想文化变迁影响制度选择与创新,突破观念藩篱实现体制创新的探索过程。就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文化根基的建构而言,先后经历了断裂式的建构和创新性的重构过程。

()新中国民主制度及其文化根基的断裂式建构:建国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文化根基的初步建构与曲折发展

追求和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一个主题。近代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被部分介绍到中国。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许多仁人志士做过多种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法实现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国强民富的迫切愿望。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一条民主新路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也曾预言;“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充分的民主”。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随之诞生。相对于旧中国封建的专制的制度文化而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制度文明的一次断裂。

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制度建构的因素很多,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历史经验的总结、苏联模式的借鉴、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基础、中国的基本国情、传统文化以及国际政治形势等影响因素。但是中国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则主要受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也随之建构起来,为了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建构者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界开始肃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又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断裂,当然这种断裂只是表而的。社会生活世界的文化传统很难通过一种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就断裂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民主制度背后的民主文化根基尚未真正建立。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文化的长期启蒙和民主政治的长期实践,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又太短,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和政治参与能力不可能随之实现跨域,但为了迅速实现跨越而采取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式,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以至于最终酿成了“文革”的悲剧。

()中国政治制度及其文化根基的创新性重构: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文化发展与政治变革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中国的“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的优先性而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随着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开始了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与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产生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论证,同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也使中国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民主宽松的思想文化条件。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im}这个时期政治领域的转变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保持了前30年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文化的连续性;二是在坚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创新性变化,推进具体制度安排的创新性重构。

1989年后,由于苏东剧变及中国政治风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和加强自身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建设,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民主建设方而,注重把民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制度和基层制度建设等方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两极分化、分配不公、诚信缺乏、贪污腐化问题也愈加严重;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一元多维的文化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人们的主体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使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随着学术界对西方制度文化、民主政治理论的介绍和研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广泛传播以及国家民主理性的不断建构,也为深化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文化价值支撑。从十六大到十七大,党中央不断加大民主政治的建设力度,民主制度建构以“存量”为基础,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

二、影响当代中国民主制度建构的文化动因探析

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正处于社会与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而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进程,它涉及国家与社会各个主要方而的变化,既包括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制度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也包括以文化转型、素质提升、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正是在这后一层而,即文化的现代化和人自身的现代化方而,我国与不但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化变迁也严重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建国以来的60多年,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刻矛盾,都与思想文化建设上的失误有关。就制度建构而言,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的因素是影响制度建构与落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制度与文化相吻合,才可能获得稳定性与有效性;如果与文化相冲突,制度可能会逐渐变质或瓦解、崩溃。在民主建设问题上,尽管我国建国初就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具体制度安排的建构、落实与完善却是阻力重重,主要问题就在于我国的文化转型滞后,文化的现代化还难以实现。

()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动力不足

在当代中国,由基本政治制度所体现的民主制度的价值理想与具体政治体制的现实缺陷形成较大反差。而政治制度的行动原则是创造有效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符合中国实际,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传统的中心主义政治文化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仍然影响着政治制度的运行,政治体制表现为“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现有的体制虽具有政治动员和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等功能,但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根深蒂固,监督机制不足,民主实现机制不畅、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存在,不断催化着社会不公的出现。在市场经济和内外部压力的推动下,政治体制改革己迫在眉睫。而由于缺乏现代制度文化和公民文化启蒙,进而缺乏一套处理文化思想问题的长效机制,改革本身就具有的不彻底性,因此必须积极促进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的现代转型,改变传统权力制度,革新权力文化传统,清除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具有自在自发的经验性和人性化特征,在此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包括从一个中心(君主)出发的单向辐射型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维内核等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传统政治文化近代开始走向没落。从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传统政治文化遭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冲击,己发生了愈来愈深刻的危机。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一体的国家,种种复杂的原因又导致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始终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深深渗人社会民众的血液和骨髓中,化为“集体下意识”的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以不同方式,以种种现代的而目发挥作用。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其影响依然存在,并成为政治发展的消极力里巨。

政治文化作为观念、思想和心理形态,比处于表而层次的制度形态具有更广泛的作用范围、更深刻的影响和更为强韧的历史惰性。对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可以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加以摧毁,但对影响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清除,却要复杂艰巨得多,它比制度赖以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惰性大得多,并不会随着专制制度的崩溃而消失。传统政治文化得不到消除,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就难以真正建立,建立起来也难以巩固和维持,甚至成为没有文化根基的无源之水。这正是中国的民主制度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历史事实。毛泽东曾指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建国初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说话。‘然而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没有及时的实现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没有及时进行现代制度文化的启蒙,仍然沿袭战争年代所必需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未能系统地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一整套制度、方法和程序,这本身就从制度上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间,抑制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在制度建构与文化转型中缺乏深度的现代文化启蒙

任何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都少不了文化启蒙这个重要环节,而不同深度的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是极其不同的。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欧美各国无不经由思想启蒙而引发政治革命与制度变革。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鸿、洛克等一代思想巨人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批判,对民主、自由、平等、分权等学说的广泛研究与宣传,为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柱。这是一个深度的文化启蒙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曾遇到沉重危机和严峻挑战,民主主义革命也曾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部分民众甚至是一些当权者的头脑中,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终究未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传统政治文化仍在影响甚至支配着整个社会。虽然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后期的文化争论,也具有文化启蒙的特征,但这是一种流于表而化的表层文化启蒙,很难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具有超强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而中国缺乏一个作为政治变革之前导的深人持久的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

对于中国来说,文化启蒙的宗旨是要破除传统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对人之自由和社会创造性的束缚,确立以理性、契约、自由、主体性、创造性为本质内涵的现代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精神。“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对封建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革命性批判,提出了文化启蒙的任务,但这场运动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未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未能进人广大民众的心灵深处。建国以后,本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五四”的民主精神,把中断己久的思想启蒙运动持久深人地进行下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创造雄厚的文化土壤,但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原因,一场“同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的“文化革命”,非但未能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扫荡和革命,反而歪曲了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人类文化启蒙的重要内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毒草加以简单否定。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末,伴随着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又一次引发了对文化转型的讨论,形成了新的“文化热”。但这仍然是一种存在于人文知识分子圈子的纯粹思想观念的启蒙,并不能触动普通民众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生存模式。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少数人是自觉的文化实践者,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凭借自然、自在的文化习惯而自发的生存,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和文化根基没有真正的变化,那么纯粹停留于思想观念层而的文化启蒙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文化转型。因此,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众思想文化的改造重建,不能期望像政治运动那样一呼百应,而要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开展持久的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实践,使文化启蒙从表层进入深层,使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与执政者倡导的主流文化和民众的市民文化(公民文化)实现积极交往和全而整合,使新的文化模式从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上逐步生成。否则结果还只能是知识精英的激进和普通民众的无动于衷。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民主制度建构的文化根基构筑:路径与方法

随着文化全球化和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民主的质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部分东亚邻国成功地建构了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制度,其内源式发展、创造性转化、适应性变迁等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给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文化资源。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开阔了视野,提升了能力,人们对政治制度也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同时全球化引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系列变化,改变着国民对政治制度的评判标准,要求执政者必须不断创新执政理念,及时适应这些变化,提升对政治意识和文化价值的引导力,并寻找适合自身本质内容的民主制度文化的形式、机制。历史证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建构都有其不同的文化根基,脱离文化根基的制度建构必定会失败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制度建构能否成功关键是要探索科学的路径与方法,构筑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根基。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文化进行观念梳厘和理论反思,通过深度文化启蒙,实现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

如前所述,中国要建构现代性的民主制度,但却并不具备像西方那样成熟完备的民主文化根基,因而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建构必然包括现代性(制度)和民族性(文化)的双重变奏,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张力和冲突。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近现代以来,中国曾经在制度建构上不顾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社会政治文化落后的现实,把来自国外的民主制度(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使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我,在社会个体中确立不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最终难以真正落实。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危机与民主政治的现实困境。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也就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

当代中国的民主制度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必须以中国自身的文明为基础,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方向。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足以成为民主制度建构直接的文化资源,必须实现传统政治制度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中国的政治发展体现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因此,当代中国的民主文化建设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全而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构为尺度,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文化中那些是现实存在并仍然阻碍着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封建糟粕,那些是值得吸收利用并加以现代改造的优秀部分(如民本理念、大同社会理想、群体主义观念等文化基因)。通过梳厘与反思,完成对传统专制文化的肃清和对传统民主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实现传统文化的自我突破和文化传统的自我调适。在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理念,通过对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制度优势以及影响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条件的研究,发现其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共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理念),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选择性地学习西方文明正而价值的同时,避免其负而价值的影响。

经过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建构,中国共产党己经表现出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但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却还依然存在。而要真正实现文化转型,就必须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建立理性、人本的新文化精神对民众的启蒙机制,对社会民众生活世界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重建,促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通与整合以及现代化的主导型文化精神的生成;要根据我国当前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立足中国的问题,以全球的视野和创新的意识,建立理性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社会体制对民众的普遍约束机制,构建有利于形成“制度权威”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态,实现经验化、人情化的传统制度文化模式向理性、人本、创新的现代制度文化模式转变。

 ()妥善处理好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各种文化关系,大力培育公民文化,形成制度建构的民主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正处于由全能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转变的转型期,在这个过渡期,新旧两种体制双规并存并相互交织,产生一种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双重特征。因此,要实现民主的价值目标,必须妥善处理好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文化关系,把体制内的政府改革与体制外的社会推进相结合,形成制度建构的民主文化生态,通过民主文化启蒙,提升民主制度建构的文化自觉程度,减少国家、社会以及制度内外要素之间的摩擦和消耗,增强各要素的相容性和相互促进性,以形成国家与社会、制度与文化的整体合力。

首先,要把政治民主与文化民主相结合,要把国家意识形态要求与社会大众的个体文化诉求相结合。民主制度的建构,民主法治观念的培育,离不开思想文化领域的民主环境,对思想文化的禁锢,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主制度。因此不能违背文化发展规律而粗暴干预文化建设,而要进行理性引导,给予文化以相对宽松的自由发展空间,让其自然成长。实践证明,采用运动的方式改变文化传统,进行文化建设,不但无法促进文化的大发展,而只会导致社会的分裂、道德的滑坡和秩序的紊乱。建国以来,为建立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政治体制,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文化传统的变革,是以国家主义的要求审视文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要求文化,站在政统的角度审视文化建构,忽视社会中真实的文化诉求和自然的文化个性,使得文化缺少必要的超越性和创造力。建立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建构模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失去了民众的个体文化认同,必然造成制度难以落实的困境。

其次,要把主导文化建设与公民文化教育相结合。在全球化时代,要注重主导文化的发展。因为全球化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文化“系统”,而文化角度的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矛盾冲突的过程,具有正而与负而的双重影响。一方而,全球化为中国文化的大发展提供了世界大舞台,文化的全而发展必然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反而,就本质而言,全球化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主导和推动的过程,在全球多元竞争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仍然掌握着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话语权。因此在物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新型民主制度的建构迫切需要在国家民主理性的引导下,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目标,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文化。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公民文化的研究与培养。民主制度的建构与实现需要社会民众普遍的民主热情和公民文化启蒙,需要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公民个体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只有提升大众的思想文化修养、社会教养,才能积聚民主改革的社会资本,建立能够支撑民主制度的社会文化根基。因此要以公民文化建设为契机,重塑中国人的民主信念。

公民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民主文化,‘已是与民主制度相藕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困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是互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而,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另一方而,民主制和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鉴于中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和民主实践的缺乏,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形成必须以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为依托,以最基础的“身边民主”文化为起点,以理性积极的“参与型民主”文化为主体,以民主的执政文化为核心,形成公共精神,培育民主意识,革除臣民意识,树立民主信念;同时要建立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民众的普遍教育机制,通过价值重估和社会重组,通过形式(程序)民主训练,培养民主习惯,久而久之,民主就会固化为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成为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最终从价值理念变为制度实践,这样,民主才有了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