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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引导
2014年04月20日 | 作者:周 军,田克勤 | 来源:东北师大学学报 2013年第3 | 【打印】【关闭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历程。现代化使中国的农村逐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整体转型,农村社会“被嵌入”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相伴而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和农村文化建设滞后问题。农民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引起和激发了现代农民有效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也使他们在鱼龙混杂的社会环境中容易迷失自我、理想失落、信仰动摇、价值失范、道德滑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1]。引导农民树立与乡村文化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体系,是新时期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乡村文化的变迁与农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变

农村现代化使社会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网络都发生了新的调整,特别是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以及不断市民化,使农民的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呈现出冲突性、务实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现代化还促进了城乡文化的融合,从而引起农民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社会精神层面上的变化,农村出现了更加开放的文化意识环境。

(一)文化价值目标由等级性、理想性向平等性、现实性的转变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农耕文明是主导的社会文化结构,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有着严格的伦理等级秩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地位高低不同,有着界限分明的等级差别。“这种严格的等级差异,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加以约束。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2]差序格局造就了“臣民”和“顺民”等具有理想化的普遍社会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多年,作为一种比较单一的价值认同,阻挡了外来文化的进入,由此也没有形成多元化的价值标准。建国后,我国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具有封闭性,国家主导的单一社会结构必然形成“泛政治化”的单一教育模式,农民除了接受单一的理想化的文化价值宣教以外,没有任何自由的价值选择,充满着浓厚的皇权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因此,传统农民普遍具有较强的依赖思想,缺乏竞争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主体意识,具有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社会心理。

现代化促进了中国的文化从封闭的、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样式向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现代文化的转变[3]。这场文化转型无论是从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还是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层面而言,都表现出一种巨大的震荡,都是与文化传统的一种隔离。乡村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使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多元文化不断涌现,农民封闭的、等级性的文化价值观系统被打破,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农民沉闷已久的价值观体系骤然巨变,并逐渐瓦解,而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建立,出现文化价值观的真空与堕距。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当代农民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目标日益疏离,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农民越来越关注个体的创造性和实用性,理想主义色彩相对淡化,文化选择越来越趋向于现实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思想不断解放,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更加向往民主和自由的生活。随着国家不断扩大基层民主自治权利,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有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在社会生活中更加主动地接受新事物,逐渐克服了被动性和懒散性,成为自己的主人和社会生活的主人。

同时,市场经济的功利性也使当代农民更加关注优越、丰富的生活,从而缺少责任感和使命感,只关注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忽视整体利益,“耻言理想,蔑视崇高”,注重自我实现。在这一价值目标的引领下,“一切向钱看”成为当代农民比较普遍的人生理想,他们更注重追求个人的幸福与目标,文化价值目标具有明显的功利化、世俗化。

(二)文化价值主体由熟人社会的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变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国农民的劳作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由集体劳作变成了个体家庭独立劳作。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后,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开始打破“庄里乡亲”的社会关系,改变了熟人社会的群体生活网络,进入由陌生人按着市场原则进行组合的新劳作环境。在市场规则的制约下,农民的文化价值选择,缺少了整体性,而增加了更多的私利性。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的圈子里,人与人相知,注重从整体利益出发处理人际关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称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4]

“差序格局”的社会基础是乡土性,有限的地域环境使人与人之间相熟相知,也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家庭本位价值观。而西方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团体格局”,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和交往空间的无限性,人际交往一般会以个人主义为原则,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也由此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个人与团体、与他人、与家庭成员都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网络是富有伸缩性的,关系范围是有限度的。形式上是以‘己’为中心,实质上是无‘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本位主义。”[5]显然,“差序格局”体现的是整体化的群体本位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强调的是整体思想,成为中国人理想化的人格标准,也形成了中国人以大局为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使人的个性不断张扬,一切以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把“自我实现”作为最高层次的需要,整体主义价值取向越来越弱化,不但极大地刺激着当代农民压抑的个性,同时还强化了农民个体的自我意识。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农民谋取个人利益成为合理,也加剧了农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使当代农民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不断进行游离,寄希望于集体,又强调以个人为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所下降[6]。

(三)文化价值取向形成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局面

农村现代化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开放的文化市场环境,使农村的一元文化向多元文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多元性,使传统乡村文化的一元性受到影响,并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的一元性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的矛盾和冲突。复杂的多元文化,对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中国农民来说,必然会产生难以抉择的心理。在主流文化的认同上出现困惑,从而导致其价值选择上的迷茫。市场经济的多元文化格局,从各个角度和领域影响着农村社会生活,也造成了价值标准的多样化,各种思想和文化在农村发生碰撞,导致价值选择上的无序和迷茫,传统的文化秩序已不复存在,农村社会失去了统一的和有效的文化权威。由于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张扬,农民对人的尊严、价值以及人文精神的关怀淡出,大部分农民只关注眼前利益和目前的生活享受。当今的中国农民虽已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理想化生活方式,但也谈不上远大理想、价值与最终目标。

文化变迁还导致国家主导文化与小传统的民间文化的不协调性。国家主导文化一般是指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小传统文化是指具有地域性特点的乡民或俗民所积累的微观文化,突出生活导向。在我国小传统文化通常是指以农民为主体,在农村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口传文化和乡俗文化。在当今中国,国家主导的官方文化,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元化的官方文化格局,限制了广大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改革开放打破了官方文化独占一方的局面,各种思想文化异彩纷呈,但也造成官方文化影响力的削弱。“尤其在农村,由于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低,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官方意识在心理上产生较强的消极抵触情绪。”[7]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农民对知识与信息的获取渠道也日益多样化,尤其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网络和影视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利己主义价值观成为更多农民的价值选择。

(四)文化价值判断由情理精神向理性精神转变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狭窄的村落,人与人相知、相熟,生活处于封闭状态,且缺乏社会流动,形成了农村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熟人社会,人际交往主要靠情感维系,习惯和传统道德成为人际交往的普遍约束规则,也是熟人相知的感性信任原则,因此,价值判断也以感性的方式作出决定,常常以“理所当然”的标准作出判断,缺少条文式、契约式的判断标准;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际流动不断加大,社会交往的方式不断多元化,交往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经济交往的频率增多,为了规避风险,人际交往主要靠各种契约方式来达成,价值判断不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变,是一种普遍的信用判断标准。“契约通过对风险的限定而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8]显然,农业文明社会人际交往关系主要靠情理精神来维系,但在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理性精神,工业文明下的市场经济为人的自由性和自主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平等的市场主体需要遵循理性精神和普遍主义原则。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社会交往关系既有情理精神的影响,又有理性精神的规范,但更多是依靠理性精神,在文化价值判断上明显向理性精神转变。以情感维系交往关系和以理性维系交往关系有明显的差别。熟人社会里的亲缘关系限制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竞争的发生。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平竞争原则冲破了情理精神的维系链条,使交往关系日益理性化、法制化、契约化,更多的农民开始转向依靠理性精神维系人际交往。

二、加强农民文化价值观教育与引导的措施

文化变迁不仅改变着农民的心理认知结构,也改变着农民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它唤醒了当代中国农民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主体意识,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这就迫使当代中国农民要不断改造自己,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一)重视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努力建设乡村和谐文化

价值观教育,要凭设文化来创设文化,用文化的方式来重建文化[9]。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主导价值观与多元文化价值观并存的局面,必须对不同的农民群体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以统一农民的思想,有效地解决主导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矛盾。随着农民流动性的不断加强,原有的乡村地域性局限被打破,在不同的生活环境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也有很大差别,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自身保留着原有的乡村文化惯性,同时又接受着城市文化的洗礼。务工结束返乡时,受过城市文明熏陶的农民工,必然在文化价值选择上有别于留守农民,从而产生矛盾与冲突。因此,在文化价值观教育中要区别对象,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由乡镇政府组织实施,以村为单位,逐步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实现文化宣传载体的创新,使价值观教育内容深入农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农民。同时要引导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调动民间文化能人、民间艺人的潜能和进城务过工的农民的文化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农民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示范作用,引导农民实现文化自觉,打造和弘扬农村特色文化,满足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引导农民实现传统意识的转变,树立发展意识、超越意识、现代意识

现代农民区别于传统农民的重要标志就是他们开始拥有发展意识、超越意识和现代意识。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农民不断摒弃传统观念,不仅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还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变迁。他们开始积极的迎接新生事物,冲破各种思想禁锢,注重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主动接触社会,追求富裕幸福的生活,形成了敢于冒险、敢于竞争的心理品质,冲破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束缚,创造条件获得更多的合法财产性收入。逐渐摆脱墨守成规、小富即安、不求变革、不思进取的心理,善于开拓创新,逐步树立发展意识和市场意识。因此,农民社会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形式,不仅要考虑农民文化素质和文化需求多样性的现状,还要充分考虑农民流动性的特征。在教育内容上,实施综合教育。通过科技宣传队、文化演出队等文化活动形式以及广播、电视等各种载体宣传科学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普及农业技能;同时,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通过典型事例和榜样示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农民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勤劳善良、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及现代文明意识。

(三)构建与乡村现代化相适应的农民文化价值观体系

农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是乡村文化变迁的内在本质,而多种价值观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为农民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实际,从农村与城市文化差异的视角出发,通过城市文化支持农村文化,形成现代化的开放式的文化价值观教育模式。要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合理配置城乡文化资源,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构建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世界观作为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导向。既要从群体本位出发,保留传统乡村文化的有益成分,坚持整体性原则,维护集体利益,又要承认个体利益,坚持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机制,承认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合理性,使之成为农民基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树立现代文化意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引导农民树立全球文化和现代文化观念

面对中国农民在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矛盾与冲突,必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创新,提升农村文化的现代品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外来文化,特别是城市文化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渗透到农村,农村文化开始实现现代转型,但农村的基本地域局限性及农民本身的弱点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文化意识、价值与信仰体系落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保守性和封闭性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因此,要以开放的心态,改造农民传统的、落后的、保守的、僵化的思想和观念。既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的、优秀的东西,又要引导农民树立全球文化和现代文化观念,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要立足乡村实际,保持乡村文化特色,有分析、有选择地对待外来文化,不断实现乡村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整合、创新,以使农民树立科学的文化价值观。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1).

[2]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J].社会学研究,2006(4):212.

[3]周军.中国现代化与乡村文化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30.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29.

[5]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J].社会科学评论,2007(3):42.

[6]周汉杰.全球化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的转变及其教育引导[J].南方论刊,2006(7):69.

[7]范大平.矛盾·困惑·出路———对当代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探析与思考[J].船山学刊,2004(3):178.

[8]罗能生.从人际信用到普遍信用[N].光明日报,2005-03-01(1).

[9]崔振成.现代性文化方案·价值观·价值观教育[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