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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公”到“怨恨”:社会怨恨情绪的形成逻辑
2014年07月08日 | 作者:朱志玲;朱力 | 来源: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14 | 【打印】【关闭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协调危机,社会矛盾频发。其中既有以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实矛盾,也有以贫富矛盾、干群矛盾为主要形态,以发泄愤怒情绪为主要特征的非现实矛盾。怨恨情绪成了非现实矛盾爆发的心理基础和“前阶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几年来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凸显,如校园杀人、驾车撞人、纵火等恶性犯罪案件增多,尤其是涉及官员和富人的网络泄愤性谩骂中清晰地感知到。也因此,社会怨恨情绪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社会怨恨情绪被认为是由诸多社会问题引发的,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疏导而不断积聚,并带有一定常态化的可感知的社会心理症候。怨恨,如果作为一种个人情绪,本不足为奇。但是如果是作为一种社会情绪或者是一种普遍性心理倾向时,就必须引起关注。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怨恨情绪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刘能将怨恨作为影响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因子,对都市情境中怨恨生产的规模、怨恨的目标对象和怨恨的类型进行了分析①;王海洲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探讨怨恨、价值伦理和政治共同体的关联②;成伯清从舍勒的怨恨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式怨恨产生的原因,指出怨恨乃是社会结构性产物,其不良后果之一便是舍勒所说的“怨恨批判”的盛行③。与以上研究成果不同,本文的旨趣在于社会转型期的怨恨情绪是怎么形成的?其形成路径是什么?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怨恨情绪的生成逻辑做初步探讨。

一、伤害和比较:社会怨恨情绪的逻辑起点

作为一种敌意情绪的再体验,怨恨产生于对他人作出的一种确定的情绪性反应的反复回味和咀嚼之中。怨恨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发的,它有明确的对象:针对他者。这意味着这种情感最先建立在对他人情态的先行理解之上,需要外部的刺激才能出场。从一开始,怨恨就与外在于主体的他人和外部环境紧密相连,是对外部刺激的情绪性反应。因此,外在于主体的他者行为或社会环境的刺激成为怨恨情绪产生的现实源头。在现实中这一外部的刺激最集中地体现为“伤害”和“比较”。

首要的“伤害”是直接的利益受损。随着快速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一些群体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比如国企改制中企业工人的利益遭受侵犯;城市拆迁侵害了一些居住者的利益;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征地给农民利益造成损害,产生了一批失地农民;劳资纠纷中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环境污染中居民的生命权被漠视,等等。而权力部门在处理这些利益纠纷时并没有能扮演好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公正的利益冲突仲裁人的角色,甚至有时候显露出明显的利益导向,与民争利。普通公众在维权过程中遭遇到的则是更多的官僚体制运作本身所具有的各种推诿、僵化和权力傲慢所带来的冷漠和麻木,体验到种种挫折和无奈,使公众和受害者对矛盾调处的前景持悲观预期,给一些群体尤其是底层群体在原有利益损害的基础上造成身心的二次伤害。其实在现代化过程中,急剧的社会变迁或利益调整都会不可避免地对部分群体的利益造成伤害,但是如果这种伤害不能被制度及时调整,而在数量上不断积累,范围上不断扩大,将带来心理上的普遍怨恨。从经验来看,直接的利益受损以及受损以后处置失当而带来的补偿无望是怨恨生产的原生场域。

“伤害”还来自因缺乏社会关系在就业、求学、升职等方面遭遇的人生挫折。权力的不受监督容易带来“合法性伤害”,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也为了获得权力的特别眷顾,“个人很可能被诱惑去培养那种使官员向自己利益倾斜的关系。其极端形式便是,门路和关系的重要性导致裙带联系的普遍结构”④。人情关系在中国社会是普遍的,“但当下社会讲关系的风气已登峰造极”⑤。入学、就医、求职、做生意、评职称、批项目哪一项不需要关系?许多职位、许多机会、许多财富都是通过攀爬关系网而获得。关系成为正式规则之外一个不成文但又获得广泛认可的潜规则,支配着实际生活的运行。那些处于权力中心或能够攀上关系网的人固然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但那些更多的没有关系或攀不上关系的“草民”在就业、求学、升职等方面都将沦为底层,这又怎能不令他们感到愤怒?尤其是那些通过自己的能力可以获得某些机会却被“关系”阻断的人又岂能不怨恨满怀?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伤害”还来自于间接的心理压力,这与社会的急剧变迁带来的连根拔起的状态有关。毫无疑问,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所积累的财富使大部分人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然而在我们向现代国家过渡的转折点上,对物质生活的极度追求使我们陷入了与传统割裂的状态。传统价值观被颠覆,新的共享价值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信仰的缺失使我们失去了内在凝聚力,每个人虽然为了生存和利益相互连接,却呈现出原子式的离散状态,个体无所归依。而在传统中被视为核心的人情和情感亦敌不过利益的算计,友情、爱情在利益竞争面前纷纷溃败或已沦为利益争夺的手段,即便是亲情也不再是人心得以栖息的最后保障。情感的淡漠与疏离,让人们失去了互相慰藉的能力。现在,财富和权力成为人们唯一趋之若鹜的东西,并演变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竞争往往又是没有明确的正当规则,全凭势力与势力的较量。只看结果,不管过程和手段,于是一种“后果主义”的哲学盛行于世。为了获得财富和权力而不择手段,互相侵轧、互相欺骗、互相利用,重大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个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利益的欲望使人们失去了道德的底线。物质世界的充盈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精神世界的沦陷模糊了生存的意义。共享价值观的缺乏,情感的疏离,道德体系的颠覆使一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感、焦灼、浮躁、悲观的情绪弥漫开来,长此以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又如何能不遭受伤害而心怀怨恨呢?

除了广泛的伤害外,激起怨恨情绪的还有广泛的“比较”。舍勒曾阐述过怨恨积聚的两个社会学要素:一是在实际的政治权力、经济资产发生社会位移时,这些政治权力与经济资产的拥有者的身份与既定的社会评价的实际差距;二是天赋的(自然的)社会平等的文化制度的出现。⑥这两大要素之所以能够导致怨恨积聚,是因为“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⑦。换句话说,社会变迁产生的差异与平等价值观的出现促进了生存比较,而生存比较导致怨恨。可以说,生存比较是怨恨积聚的重要机制,也是怨恨积聚的另一重要起点。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这一倾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等运动,“不仅被改造为人民的平等精神,而且使这种精神获得了合法性……占据了真正的主流位置”⑧。平等观念获得了制度性确认,但正如弗林斯所言,“现代政治、社会、道德和教会都倾向于追求人的平等——在这种倾向背后就隐藏着怨恨”⑨。天赋平等的观念突破了传统身份等级的局限,相互比较变得无限可能,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但这又确是一个“事实上不能相比”的社会。一方面,口惠性平等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本独一的确定人们身份地位的先赋因素被打破,权力、财富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社会迅速分化为不同的阶层。除了人人可见的以职务为标准的从级别到待遇的层层细分外,更多的是以财富和权力为依托的,在收入、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巨大阶层差距。十几、二十年前还都是基本相似的人,突然之间一部分人非富即贵,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并且这种差距还有延续至子孙后代的趋势,任何一个受过平等教育的人,在遭遇此种情形时,又怎么能不深受伤害而怨恨满怀呢?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在能力、才干以及努力程度等自致性因素上确实存在着差异。平等观念在抛弃了身份等级的同时也模糊了“应得”与“欲得”之间的界限,激发每一个体或群体追求认为属于自己的、但却是在社会攀比中选定的欲求。欲求而不得时怨恨就产生了,在这里怨恨产生的基本预设是:“如果我们怨恨己之所得量不如人,一定是因为他人所得取之不当。”⑩“因为平等主义很容易把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归咎于‘如今我们时代的痛苦所要全力摧毁的’那些不公正制度”(11)和不正当手段。

二、公正失衡心理:社会怨恨情绪的初始形态

怨恨作为一种存在于某些人心中的冥顽不化的憎恨情绪,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某些情绪无法发泄,在内心翻腾隐忍一段时间后才会最终形成。换句话说,真正的怨恨是由一些特殊的初级情绪形态转化而来,这些初级形式可以表现为报复感、嫉妒、阴恶、幸灾乐祸、恶意等。但如果具体到当前的中国语境,基于伤害和比较而产生的公正失衡心理(不公正感)是怨恨情绪最基本的初始形态。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宏观层面上利益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扩大、阶层逐步固化、社会结构紧张以及微观层面上部分群体利益的绝对受损、利益追求的“挫折”体验、生存状态的巨大反差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只有这些客观现实还不足以导致负面情绪产生,激发社会矛盾。虽说个体行动会受到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但是“人”不是被动的反应者,而是积极能动的行动者和阐释者。人们并不是对环境本身作出反应,而是积极地对社会情境作出解释,并根据对它的解释作出反应。因此只有当这些客观现实作为一种持久的外部刺激投射于人们的意识和心理中,并通过体验、归因、认知等复杂的心理过程形成清晰固定的认识图式和情绪体验后才能成为行动的动力。海德认为人们通常试图将个体行为或者归结为内部原因(个人的原因),或者归结为外部原因(社会情境的原因)。不同的归因结果将会对后续的情感体验和行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人们努力地使自己能够理性地利用各种信息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归因结论,但现实中各种归因偏见是普遍存在的。“‘自我服务的归因偏见’往往使人们倾向于将失败和不好的事件归因于外部环境,但是却将成功和好的事件归因于他们自己。”(12)在这种认知模式的作用下,人们会习惯性地将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受损、人生挫折、对自身的社会位置和生存状态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进行极端意义建构而归结为外部的社会情境,如强势群体的非法剥夺、官商勾结、官员腐败,甚至是体制制度设置的内在缺陷和不合理等。“公正失衡”作为一种主观社会心态,正是人们对这些客观社会现实进行外部归因和认知的结果。因此从更深层次来看,当人们将遭受的伤害和比较的结果归结为“收入不公”、“司法不公”、“官员腐败”、“制度不公”等诸多“社会不公”,把客观现实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相关联,在主观上形成了“公正失衡”的心理感受,才会导致广泛的社会情绪激化,社会心态失衡,引发社会矛盾。同时,这一外部归因和认知也为怨恨情绪确定了所针对的对象。

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基于利益被剥夺的伤害和比较而产生的公正失衡心理是普遍的。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收入分配欠缺公平性与合理性,(13)尤其是城市居民(14)、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和中部地区居民(15)对当前的收入分配具有较强的不公平感,且不公平感的产生与生存比较相关(16)。特别是由于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导致的不平等成为当前中国最严重的公正问题,(17)不能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这说明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而由以权谋私、行政垄断、政策歧视或制度不健全等不公平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规则不公平下的贫富差距,才是造成社会裂痕的重要根源,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危险因素。同时,权力能够带来“潜规则”与“特权”,而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失去了“关系”的庇护就失去了与强势群体在教育和求职等方面同台竞争的机会。“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农二代”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正是对“不同机会、不同规则造就不同结果”的最生动的表述。机会的不公平、规则的不公平导致结果的不公平;反过来,结果的不公平又通过“制度性俘获”进一步固化机会和规则的不公平。近年来凸显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比如“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以及诸多社会热点事件都可以纳入“公正失衡”的框架进行解读。

三、无能感:社会怨恨情绪的发酵机制

只有“公正失衡”的心理感受还不足以产生怨恨。“公正失衡”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内心紧张和不满,为了消除内心的紧张和不满,人们会倾向于采取一定的措施,或是外在的行动,或是内在的心理说服。只有在“随后既不会出现一种道德上的克制(比如报复中出现的真正的原谅),也不会出现诸如谩骂、挥舞拳头之类形之于外的举动的情况下,才会转化为怨恨”(18)。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19)隐忍源于一种至少是暂时的“无能”感或“软弱”感,这是怨恨生产必不可少的中介。这种无能可以是个体心理、生理上的,也可以是社会意义上的。从当前的中国现实经验出发,无能感更多是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效能或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有效程度投射于社会公众的意识层面而形成的一种主观自我评价,表现为一种力图改变自身处境而又不可得、无计可施、无法可想的无力感。

从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设置来看,国家在宪法层面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司法制度、信访制度等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通过这些制度化的表达渠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宣泄负面社会情绪应是最正当、最理性的选择。但是由于制度设置本身的不完善、官僚体制在运行过程中所固有的迟钝和冷漠以及社会底层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弱等原因致使这些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有效性缺失,在社会公众真正反映问题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已经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或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来看,大部分都是在遭受不公平对待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持续上访、申诉、告状、揭露无果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使看似突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也是在无数且漫长的利益申诉得不到回应后在某一点集中爆发而已。在制度化的情境下,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看不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希望,社会公众尤其是底层群体逐步积累形成改变自身处境而不可得的无能感,并最终导致怨恨的形成。从更广泛的角度说,无能感还表现为“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被剥夺。可行能力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20),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愿享受生活的能力。也可以说,可行能力是一种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不同领域中的不自由状态又是一个互相建构的过程。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在现实中,财富和权力越来越成为获得或增强可行能力的重要因素。缺少财富或缺少权力就意味着丧失更好的医疗、教育、就业、政治参与的机会,也就意味着丧失了选择可珍视的生活的自由。没有好的教育就意味着没有好的就业、没有满意的收入,也就丧失了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可行能力的缺失又将使下一代在竞争中历史性地处于弱势地位,重复表现为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机会的被剥夺。当下的中国,权力和财富更明显地表现出代际之间的纵向承接关系,社会底层和中下层群体恰恰缺乏这样的基础。他们没有资本可以继承,没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既无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又无能力干预现有的社会政策。可行能力的持续缺乏使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板结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没有希望的未来将带来社会底层和中下层群体对现行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合法性的低度认同,不满情绪逐步聚集。从这一点来说“怨恨情绪的社会分布同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相关性”(21)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无能感体现在一段时间的隐忍中,“将直接萌发的对抗冲动抑制住,或忍住一段时间或至少一会儿”(22)。因此,时间性是无能感体验和怨恨形成的重要因素。持续隐忍的时间越长,无能感体验越深刻,怨恨的强度和持久性越强。从宏观上说,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暴力事件频发,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也正是诸多现实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断积累,公众的心理承受力逼近临界点的征兆。

四、情绪感染和互联网平台:怨恨情绪的扩散机制

“怨恨”作为“一种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23),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负面情绪,不仅有着潜在的累加性,还有着强烈的传染性。一方面,怨恨情绪一旦形成,就会在个体的内心深处被反复咀嚼和体验,并不断积累、加速,形成一种持久的情绪心态侵蚀人的正常心性。越是长久地置身于受伤害的处境,越是长久地浸淫在怨恨情绪中,怨恨就越深,最终会发生怨恨对象的扩展和转移,由确定转向不确定,由个体转向社会,进一步上升为价值观的对立,甚至并不因生存境遇的好转或怨恨对象的消失而减弱。另一方面,怨恨情绪能够通过社会接触或社会互动在人际间相互感染。情绪感染是人类互动的一种方式,“当观察者与他人在同一场合时,在他人情绪诱发下,会展现出与他人相似的情绪,此时观察者的情绪感受与他人的情绪表达线索相一致,这一情绪线索将进一步直接诱使观察者感受相似的经历,或者间接地通过激发观察者回忆过去相似的经历而产生与周边他人相似的情绪状态”(24)。人们倾向于模仿周围人的面部表情、语言表达、动作及行为,从而体验他人的感受和情绪,或者在他人情绪的激发下唤起自身过往相似的情绪体验,这为怨恨情绪在个体间的传染以及在群体问的蔓延提供了生理和心理条件。同时,在群体中怨恨情绪的输出和输入在成员间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情绪循环”将这一负面情绪感染到群体中每一个成员,带来怨恨情绪的多次反复加强,推动群体成员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和社会认知,(25)最终演变为群体怨恨。

现代通讯工具和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为怨恨情绪的相互感染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动力。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突破了信息传播狭隘的地域界限和时间限制,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为前人所难以想象。集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于一体的共有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固有垄断。于是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和永远在线的技术使人们在网络中随时可以通过声音、影像和文字体验存在于其中的个体不平和怨恨。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搜索和筛选功能能够将具有相似社会处境、同等社会地位、相同社会经历和利益诉求、共同心理体验的人连接在一起,形成自发群体,聚集成社会网络。人们在那里看到的和听到的是比自己观点影响力更大、情绪更激越的版本。信息的交流和相互佐证使个体在感受认同感的同时,也加强了彼此的观点,极化了彼此的情绪,原本就难以消解的不平和怨恨变得更加刻骨铭心。如果人们主要是同与自己情绪、经历相同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他们的观点就会不断得到加强,情绪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而互联网则为此种情绪的极化和扩散提供了便利。

社会怨恨情绪一经形成,“因为无法向外表达和发泄,便在内心猛烈翻腾,脱离了原初对象的怨恨,紧缩聚拢,融化为一团有毒物质,形成了一个毒源。如果意识控制稍有松懈,它就会脱颖而出”(26)。在现实中,长久充斥网络空间的怨恨式批评或怨恨式谩骂则是情绪宣泄的一种常见形态。作为一种情绪发泄的手段,这种批评和谩骂对现实的改变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只是一味地否定、贬低。而具有相同经历和情绪的人在网络空间中的相遇形成怨恨情绪在网络乃至现实社会中的积累和蔓延,引发群体性抱怨,甚至从网络走进现实,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整个社会心态构成严重威胁。怨恨情绪最极端的发泄方式是以泄愤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这些非理性的发泄方式常伴有打砸烧等暴力行为,甚至转移怨恨目标将无辜群众作为泄愤的对象,造成重大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和心理恐慌,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端恶劣的影响。因此,在我们关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心态尤其是社会怨恨情绪的发展。在加强对社会成员心理疏导的同时,更要注重实际问题,加快解决各种现实矛盾,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真正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消除公正失衡心理,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打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壁垒,消除弱势群体寻求发展所遭遇的政策性冷漠和社会性压制,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的制度性流动。这些不仅能阻断怨恨情绪的生成,亦是一个民主开放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注释:

①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4期。

②王海洲:《想象的报复: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怨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

③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

④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⑤《学者:中国社会讲关系风气已达顶峰》,http://news.sina.com.cn/c/2013-07-15/060727668618.shtml。

⑥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67页。

⑦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⑧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⑨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65页。

⑩王海洲:《想象的报复: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怨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6期。

(11)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65页。

(12)托马斯·吉洛维奇:《社会心理学》,周晓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13)李路路等:《“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4)王甫勤:《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2011年第3期。

(15)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16)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7)王冠中:《“自身作为”与“公共利益”》,载张静主编《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8)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页。

(19)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页。

(20)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63页。

(21)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2)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页。

(23)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曹卫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页。

(24)王潇:《情绪感染理论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8期。

(25)王潇:《情绪感染理论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8期。

(26)Scheler, Max, Ressentiment Milwaukee, Wisconsin: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