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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与困境:文化转型对乡村典型文化的消极影响分析
2014年10月16日 | 作者:董颖鑫 | 来源:甘肃理论学刊 2013(4) | 【打印】【关闭

建国以来,中共以接力赛方式精心树立了众多的乡村典型。这些乡村典型曾经是时代的弄潮儿,一呼百应;可当下却不甚堪用,遭受冷落,成了政治舞台上的孤独表演者,影响日益式微。乡村典型的衰落己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学者们似乎都懒得说几句。不过,笔者以为乡村典型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很有意思的现象,乡村典型兴衰史是中国宏观政治走向的基层映照,研究乡村典型可以见微知著,窥探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殊运行机制。乡村典型的衰落和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本文着重谈谈文化转型对乡村典型文化的影响。所谓乡村典型文化是指由当代中国乡村典型所具有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性质的价值观念、仪式、符号、道德行为准则等组成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前,乡村典型文化一枝独秀,风行草堰。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转型使得乡村传统文化开始复兴,大众文化迅速崛起,革命文化渐被冷落,乡村典型文化陷入困境,遭遇挑战。

一、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乡村典型文化的遗弃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猛烈批判的态度,试图以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彻底置换被冠以“封建主义”之名的传统文化,接踵而至的各类政治运动终于打碎了农村传统小共同体,传统价值观的载体族田公产、族谱、祠堂和宗族仪式等都不复存在,还似乎消解了乡土社会的传统凝聚力。农村事务的处理不再袭用传统的乡规民约、祖宗家法和封建纲常伦理,而是引用以新的政治文化为指导的法律法规,传统文化生存空间逼仄。中共通过树立乡村典型,宣传以新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乡村典型文化,将抽象高远的意识形态具体化通俗化,主导新的农村文化建设。

但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生存的基因密码,具有重大的预制性功能,对现实的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显现着潜在、先在和先天的制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得文化发展主要地不是表征为普遍的和制造的,而是呈现出经由历史延续而培育的特征川。传统因而内在地充满了意义,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接了信任,提供了一种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尽管乡村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化形态,具有一定的消极性、保守性和落后性,会遭到新政治文化的压制,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失去统领乡村治理的显学地位,但仍会在乡村潜行,难以在短期内被乡村典型文化改造和置换。另一层原因是,建国后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缺少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坚实经济基础,乡村典型文化自然不可能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根绝相应的传统文化。文化结构虽是经济基础的产物,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直到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改变时,才会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旧的文化结构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灭亡后,其中的某些文化基因,还会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无意识层而长期保留下去,超越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而存在因。因此,文化变迁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即使乡村典型文化因其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政治的大力支持,在缺乏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全抹平旧的文化结构。改革开放前,中共主要是通过变革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以组织的刚性力量推动乡村文化改造,导致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断裂,在农村的文化建设中“破坏有余”而“重建不足”,乡村典型文化内容空洞,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关系不大,一侯政治控制稍有松动,传统文化自会复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从农村收缩,农民的经济和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原有的极左文化遭到否定,对传统文化的控制也因此逐渐放松,不管人们在传统文化上存在多大的争论和分歧,传统文化的价值仍是得到发现和认可,扭转了对于传统文化一边倒批判的偏狭思维取向,给了乡村文化传统复兴的机遇和空间。特别是,改革后的市场化潮流对社会影响日深,新的功利主义文化侵蚀人心,农民的基本文化取向陷于失落与迷乱,导致乡村社会的文化配置结构性失衡,文化生态恶化,意义危机产生。这些都刺激农民转向传统文化去寻求安慰和归宿,从而引发新一轮传统文化的复兴。所谓的复兴主要表现为各种传统的观念、制度、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等的重新复活。除春节而外的清明、端午和中秋等民俗节日得到政府确认,成为法定假日,这些传统节日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也相应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即使以前被认为是严重的封建迷信活动,如建祠修谱、修庙开光、祭孔拜祖等也光明正大起来,招摇天下。旧时代宗法思想载体的修谱成为很多村庄的一种时尚,以血缘关系而非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界定族人和外人的关系,建立起宗族内部的“差序格局”,似乎表明乡村宗法文化己收复了大多数失地。换个角度看,修谱的盛行表明社会价值凝聚核的转变,乡村典型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不再被强求为乡村社会的唯一价值凝聚核,且因其反宗法结构和反传统文化的特征,与传统文化相抵梧,会遭到认同宗族文化的农民的排斥。实际上,乡村典型文化本身在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下定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侵染,发生变异,很多光鲜的乡村典型呈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类似华西村和南街村等明星村的文化看似在开启新的朝圣运动,却处处显现血缘宗法关系,只因“新衣”遮掩得较为严实,轻易不为外人所知而己。

二、大众文化的崛起对乡村典型文化的颠覆

除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乡村占有一席之地而外,大众文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潮水般涌来,借助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电子信息技术便捷地进入农村,在参与乡村文化重建的同时,也在侵占乡村典型文化的生存空间,颠覆乡村典型文化的主流地位。大众文化在基本功能、生产传播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而都和乡村典型文化存在巨大差异。

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满足大众的消费和娱乐需求。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普遍实行小岗村的分田到户的生产模式,培养了农民的个体主义的独立精神和“群己权界”意识,农民的文化空间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私密性,使得农民可以摆脱外界干扰,更加自由支配个人的行为,传统的组织和文化的作用大幅减弱。但是,这种生产模式也减少了农村的公共生活,加之新的组织文化正在建设,村民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冷漠,呈现原子化状态。农民既辛劳忙碌,又孤独无助。多样化的大众文化正好可以舒缓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暂时从现实生活中逃脱出来,满足了农民的迫切文化需要。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比乡村典型文化的沉重教化功能更显轻松,更有亲和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追随者。但大众文化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质,能够消解神圣政治,重塑公共领域,促使大众观念从迷信、保守、被动和愚昧转向理智、效能、开放、创新。因此,典型村庄不再成为农民们向往的圣地,乡村典型的领导人也不再具有宗教领袖般的魅力,乡村典型文化的吸引力下降。

大众文化是消费社会的商业文化,它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市场化的生产传播方式,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运行。大众文化为了取得市场价值,就必须贴近大众的世俗生活,较少条条框框的束缚,通过俘获尽可能多的消费者赢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所以,大众文化的主要追求是满足大众的感官娱乐。而乡村典型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以政治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宣传乡村典型文化的过程中,一般不会考虑经济成本,只要能造成大的响动即可。当然,以宣教式话语为主要特征的乡村典型文化的传播也会借鉴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但为了维护自身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会把严肃庄重作为主要特征,与多数农民的生存状况相去甚远,在政治目的和可接受性之间难免顾此失彼,难以匹敌大众文化的市场导向下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大众文化在和以乡村典型文化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的遭遇战中取得优势,并不是大众文化对政治文化采取了而对而的、直接的、严肃认真的批判姿态,而是它在客观上冷落了政治文化,以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覆盖了大众的文化阅读空间,使得政治文化的市场与地盘大大缩小,影响力大大降低川。

文化天然地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但为了商业目的,大众文化以社会时尚作为自己的根本追求,往往不会拘泥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而是一个包含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多元复合体,混杂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政治立场,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曰,因而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复杂、多元,以适应不同价值取向的评判和取舍。既然市场经济是合法的,这种利益差别和价值多元就具有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而乡村典型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文化取向只能是一元的,虽也尽力在传播方式上进行创新,却难以获得大众文化的广泛适应。换个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市场性前提是文化活动从政府行为中抽离出来,以离散无中心的结构模式运作,能够相对摆脱政府对于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和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多元性和大众参与性。大众文化因此具有了民主的意义,多元意味着没有中心且消解中心,多元也意味着没有权威且厌恶权威,多元同时也意味着允许差异以及差异之间的平等共存,导致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具有反权威、反灌输、反说教的逆反特征。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某种价值观或信仰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全体(或者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心亚等类似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却也说出了部分真理。当前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与乡村典型文化形成张力,客观上消解了正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的多元非中心化是对乡村典型文化的一元化价值追求的颠覆。

三、革命文化的消退对乡村典型文化的祛魅

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大众文化的崛起致使革命文化不断退守。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文化形态,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九四九年以来覆盖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的官方文化、主流文化。革命文化最鲜明的特质是其不断宣称的革命性。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如计划经济体制和持续的政治运动,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在乡村取代传统文化,变为统制全国的主流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强调阶级斗争。革命文化风行草堰,一枝独秀,与此同时,乡村典型在乡村社会独领风骚,一骑绝尘,全国乡村唯乡村典型马首是瞻,成为乡村典型文化的“殖民地”。革命文化为乡村典型文化的传播营造了适宜的氛围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乡村典型文化则是渲染革命文化的独特载体,是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具体形式,二者之间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革命文化的建设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也扩大了乡村典型文化的权威和政治影响力。革命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改造是通过宣传乡村典型文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与乡村典型文化声气相求,遥相呼应,互壮声势。革命文化是旗帜,乡村典型文化则是革命文化在乡村的实践。所以,革命文化和乡村典型文化包含着同样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统一思想以整合社会,凝聚人心以汇聚力量。颇为吊诡的是,有的乡村典型如小岗村原本是对传统革命文化的反叛,在改革的名义下却又成为“敢为天下先”的新革命文化的创造者。

在后革命时代,革命文化以妥协策略坚持革命内核,调整保护层,增强适应能力,却不可避免在喧嚣的市场经济下被不断淡化,乡村典型文化亦难再现昔日的辉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是“抓革命促生产”,不再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以经济的方法发展经济,社会心理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此前空洞的政治说教早己兴味索然,价值追求上具有了更多形而下的意义,“过日子”的哲学取代斗争哲学,不再凌空蹈虚,而是追求物质改善,表现为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甚嚣尘上,各种消费在满足感官欲望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献身精神,消解了革命理想。革命理想的退隐催生了价值多元化,而价值多元化相应表达为文化多元化,难以形成定于一尊的主导文化,使得革命文化被稀释,在社会的世俗生活中不断退却,乃至被边缘化,失去了往日的独霸地位,此时再谈乡村典型文化未免显得不合时宜。因此,革命文化的衍生物乡村典型文化复现于中国式消费主义语境时,不再是在革命时代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圣物,有时甚至沦为商业的“吸血”工具,与消费主义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借重的暖昧关系,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消费文化困。实际上,现在的乡村典型都在挪用革命符号,借助典型的名声搞红色旅游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成为卖点,革命文化成为消费品。无论是落后的小岗村,还是富裕的华西村或另类的南街村,都打出了红色旅游的招牌,门票收入成为这些典型村庄收入的重要来源。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任何主体当然也包括这些乡村典型都有参与市场经济追逐合法利益的权利,只是当乡村典型向朝拜者收取门票,无限拓展政治模范的市场边界时,与其他的市场主体的实质性区别渐渐消失。典型身份仅是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无疑是在自降身份,自我解构。原本反功利的乡村典型在市场经济下的主动逐利行为使得乡村典型文化遭遇被改写的命运,丧失了自足界说的可能性。经济上的增值相应伴随着政治上的贬值,人们对乡村典型文化失去崇敬和憧憬就不足为怪了。长期的政治宣传导致人们对于乡村典型总有一种理想性期待,即它们是卓尔不群的、非功利的、反实用主义的、脱离低级趣味的、甚至有那么一点禁欲主义,能够固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在乡村社会中发挥某种象征作用。可当小岗村借典型之威要求减免农业税以及其他特殊照顾的时候,当大邱庄的禹作敏从“红色堡主”蜕变为“黑色堡主”的时候,当华西村的主要领导成员都来自吴氏家族的时候,乡村典型文化的载体却不是该文化的模范的忠实的实践者,反是破坏者,贬低了乡村典型文化的加之和感召力,典型之“魅”荡然无存。改革后的乡村典型文化虽也作出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努力构筑意识形态文化的合法性,但被市场逻辑重新书写、重新编码,也许还能“传达一种暖昧不清的情感体验”,只是在过于清醒理性的世俗追求而前,还能容纳多少理想主义的感召力?还能有几多社会效应?

客观地说,影响文化的从来不只是文化本身,乡村典型文化的衰落可归因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如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消解了推行乡村典型文化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取得了进步,收窄了乡村典型文化的威权边界。但文化转型本身也不可忽视,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大众文化的崛起,还是革命文化的消退,都不是相互独立的文化进程,而是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相互排挤、冲击、渗透、替代甚至融合,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复杂,对事物的看法更加理、客观、多元、功利,神圣不再,典型亦难再,致使担当乡村发展导向功能的乡村典型文化遭遇系统性困境。特别是乡村典型文化宣传回避现实问题,停留在行政化、官僚化的不断重复口号的层次,未能整合对于乡村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和科学预见,其乡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必然遭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