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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基层自治与农村文化建设
2014年10月16日 | 作者:张群喜 |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1 年 3 月 | 【打印】【关闭

农村基层自治也即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民自主创造,由国家法律认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一项重要基层政治制度,它与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道构成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主要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农村干部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有效处理与村民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村民自治制度自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合寨村、罗城县冲湾村等地农民首创,经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的新《宪法》认可,其后迅速在全国普遍推广。应该说经过近30年的实践,村民自治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村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民主选举中不珍惜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随意投票、乱投票,甚至为几块钱的选举费参加选举;在民主决策中随意缺席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缺乏参与意识,过分相信“能人”和精英”;在民主管理中故意违反乡规民约和乡镇出台的政策,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对村里的公共事务缺乏热情,拖欠或拒缴合理的公共费用;在民主监督中对村务公开抱无所谓态度,在民主评议时,随大流,盲从或当好好先生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作为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文化氛围没有形成;合格的政治主体缺位,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价值没形成;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设计上的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基层民主自治的成败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前途,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对于破解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的难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基层自治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

美国政治学家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29这段话表明了两层意思:其一,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民族历史的淘洗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其二,政治文化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是文化的诉求,是文化的制约与反制约的过程。第一,政治文化规定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向和内容。不同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观念和参政要求;第二,政治文化指导和规范各种政治行为,规定着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情感和价值倾向;第三,政治文化影响政治过程,即对政治体系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与方式发生作用,从而影响整个政治体系的功能;第四,政治文化维系或推动政治制度变革。政治文化对确立政治体系的结构具有重大的影响,政治文化对于维系政治关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每一场政治文化的变动,都与政治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第五,政治文化的发展推动政治参与的增强。虽然如前所述农村基层自治是我国农民自创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制度,但是,它是一种在西方现代民主诱导下的社会政治制度变迁,而且在全国推广实施的时间较短,因此还没有形成适应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文化氛围。加上,中国农民长期浸润在封建政治文化传统中,又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自治的政治文化不仅需要超越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还需要消解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不利因素。

首先,超越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需要从加强教育和改变观念入手。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指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靠宗法制度和儒家思想维系的政治文化。虽然它具有崇尚秩序、修齐治平、仁爱节制等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内容,但其负面要素也是比较多的。这种政治文化具有四大特点:一是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宗族色彩浓厚。宗族组织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载体,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经济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方式。由于历史的惯性,在农村基层政权功能衰退的情况下,宗族组织重新复活,对村民自治形成制约和影响。二是等级差序观念严重。中国传统社会是靠宗法家族制和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来运转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级森严,体现在政治生活层面就是上级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承担相应的义务,下级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熏染出来的政治人格具有强烈的等级意识、隶属观念和依附心理,只有臣民意识而无公民意识。三是权力本位、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这种思想意识根源于小农经济这种依附性生产方式,是专制体制下权力操纵社会利益分配的结果。四是重视人治,缺乏法治观念和法治传统。传统儒学将政治、伦理与宗教合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以道德约束作为治国手段,人们期待“明君”、“良臣”、“清官”为民做主,而忽视制度建设。传统政治文化导致了人们的政治冷漠,丧失主体参与意识。要顺利推进农村基层自治,必须突破传统政治文化的障碍。

其次,消解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不利因素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西方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政治文化是作为封建政治文化的对立物出现的,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有选择地吸取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中积极成果,对于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有积极作用。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奉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它是一种具有穿透力和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与当下我国农村受市场经济冲击下贫富差距拉大、干部腐败、工作方式粗暴等因素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使一部分群众出现信仰危机,行为失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村民自治制度价值导向的正确判断。因此,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破除西方政治文化中不利因素的影响。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地方建立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国家规章制度和法律的实现,而不是民主文化自然孕育的产物,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关键,它既能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信仰支撑,也能较好地约束农民的外在行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提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2]32-34。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农民群众,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3]文化即是人化,在农村培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不能靠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必须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进行潜移默化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农民更新观念,使农村形成崭新的政治文化氛围,即以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观念代替小农经济观念;以为社会服务的公德观念代替家族利益至上的私德观念;以自觉维护法律的法治观念代替服从权力和利益的实用主义;以积极参与的民主观念代替事不关己的臣民观念;以独立自主敢于创新的个性代替随波逐流的惰性;以理性精神代替蒙昧主义。为此,在农村文化建设中,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正如美国学者A·L·克罗伯和C·克鲁克洪所说,“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4]118。价值观具有社会整合功能,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农民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选择,培养和强化农民的开放意识、平等观念、竞争意识、法制意识等先进文化元素,进而实现乡村各种文化要素的整合,消解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其次要普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让农民真正承担现代农业科技、组织管理、乡村社会建设及经济建设与发展知识的传播与再造功能,在农村基层自治制度中,自治比民主更能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宗旨。

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塑造农村基层自治的合格政治主体

在现代社会,公民政治人格水平的高低是判断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一般而言,合格的政治主体应具备以下特征:其一,公民的自我和自主意识增强,反对心理依附。只有具备完整独立的人格和理性精神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才能有效地参与政治。其二,公民主动意识增强,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如选举,对国家作出的大政方针、决策等等积极支持配合,使其有序贯彻执行。其三,公民突破小集团人格,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反对政治人格中宗派残余思想。突破各种由非正式组织形成的人情关系网。反对将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其四,政治主体的政治评价以实际效用为主,政治行为趋于理性化。政治评价的标准从传统上以道德为主转变为以实际效用为主,各政治主体对政治参与有合理的期望值。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自治的主体理应是广大农村村民,可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农村村民由于社会变迁和土地的吸附能力减弱,农民群体大体上被分割成了三大块,即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15-49岁的青壮年)、留守群体(六一三八七零部队即幼、妇、老)、村庄精英(村、组干部和村庄能人),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决定着他们的政治选择,在农村基层自治中表现为外流民工的主体缺位、留守群体的作用缺乏、村庄精英的角色缺失[5],总体上反映了农村基层自治合格政治主体缺失。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影响,有经济条件的制约,有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有文化教育水平低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指出:“文化是内在自我的组织与纪律,是对自我人格的把握,是对更高层意识的获取。通过获取这种意识,人们就能理解自己的历史价值,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职能,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一切不会由于自然的演进,不会由于与自我意愿无关的行动与反应而自发地发生。”[6]77这虽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西谈知识分子在建立文化霸权时说的一段话,但恰恰说明了文化建设对于自我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历史使命感,不能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没有农民主体性的真实实现就不可能有合格的政治主体[7],也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政治参与。从制度规定上说,我国已广泛推行了农村基层自治制度,很多地方都搞起了热热闹闹的基层选举,但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其根本原因就是合格的政治主体还没有培养起来,政治主体对符合现代民主的政治习惯没有养成,政治主体对民主政治程序不够熟悉,这样不免使农村基层自治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南桔北枳”的局面,实际效果不如制度本身设计来得好。

由此可见,培养农村基层自治的合格政治主体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培养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强化政治认同。“任何一种权力的维持与发展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以承认其权威性和权力的合法性,最终使政权得以巩固,使社会在特定的政权组织下运行有序。”[8]就是说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功能,尤其是政治文化具有凝聚政治系统中合法性资源,为政治制度的稳定提供合理的文化动力的作用。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在缺乏精神信念、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情况下,即使村民因为某种厉害关系参与了选举,也不可能是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当选者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立政为公”、“合理自律”的能人。因此,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村民的政治素质,强化政治认同。实践证明,政治认同的形成可以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阻碍较小的情况下探索民主建设的新经验,培育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从而降低制度成本。二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村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使之熟悉民主政治的程序,掌握政治参与的技巧。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立的物质文化起点低,发展和建设的时间不长,因此,我国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有相当多的人由于自身文化的限制难以充分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需要公民具有相应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因此,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以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此外,现代民主观念和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都是建立在较高的科学文化基础之上的。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对村民进行必要的政治知识、法令、制度、规则、程序和政治技能的教育和训练,使村民熟悉政治生活,了解民主规则和程序,掌握民主生活技能,从而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的过程,实现农民个体的归属感、使命感。列宁曾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9]200我国农村村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严重制约村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势在必行。三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农村村民养成现代民主政治的习惯。我国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历史很短,并未形成一种政治理念被各级政府和农民接受并潜移默化地左右他们的行动,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还没有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深藏在中国人心中的臣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惯习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参与:权力崇拜、等级意识、顺从心理。要消除这种文化惯习,必须通过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提升民智、民能、民力,形成良好的民意、民德、民风,激发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热情,自觉识权、维权、用权。科恩指出:“民主社会,不仅要选择目的,并且要选择手段,而要明智地做出这种选择,社会成员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应该是多数的,必须具有高度的人文教育的陶冶。民主国家中,智慧与高超的政策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确定政策的公民是否智慧与高超。”[10]167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

前文谈到的两个方面,都是建立在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本身设计完善的假设上。但现实的状况是这一制度设计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而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也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在此无意厘清二者的关系,更不是变相支持“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只是想说明具体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正如埃通加·曼格尔所说:“文化为体制之母。”[11]16意即文化不仅为特定的政治制度提供生成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资源,而且也为具体政治制度运行提供社会基础。制度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体现。制度形成后会倒过来决定、影响观念和文化。政治制度作为人类行为规范是否为社会主体普遍接受,深入到人们的情感、意识和思维之中,与人们的文化选择有着重要关系,政治制度总是作为思想的物质附属物而存在的,二者的关系“正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许多相互依存的事物和现象一样,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和谁被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场景中具有不同性质的双向互动关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在的统一”[12]80。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政治生活的发展。

文化与制度双向互动的关系还可从其演进方式得到说明,文化的演进是渐进式的,制度的演进是跳跃式的。有形的制度中渗透着文化,无形的文化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得以表现。文化与制度之间的每一次转化,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以不断地创新来优化制度或者孕育出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又在不断地改进中结晶出新的文化。任何新政治制度的确立,都是以新的政治文化观念为先导,使人们对新政治制度形成价值认同,而政治制度的创新,又是在政治文化的推动下实现的。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这种全新的文化观念指导下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又在这种新文化的指导下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党和政府提出了改革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任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与中国发展的现实还有很大差距,改革的成果不易巩固,在现实中容易出现反复。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处理好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过于侧重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在被迫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又忽视了文化建设,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正如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揭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到显性和隐性结构的复杂系统,不能搞单向突进。所谓显性结构是指现行的不合理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所谓隐性结构是指与现行的不合理的具体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层次,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以往,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比较注重显性的方面而忽视隐性的方面,所以,具体体制和环节上的改革容易出现反复,改革成果不显著。因此,妥善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制度入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和核心内容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和体制的深刻革命,更是人的思想观念的深刻革命,只有大力弘扬民主政治文化,消除各种与民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才能调动公众参政的积极性。

为此,首先要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如前所述,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创新,制度设计不完善在所难免,如村党支部法律地位具有一定模糊性,导致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产生矛盾;村委会三年一届换任期太短;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进行罢免的规定难以操作;缺乏惩戒机制,对于不依法选举、破坏正常选举活动、违反选举原则的行为,缺乏相应具体法律规制;村民会议如何向村民代表会议授权、授权的内容和程序,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自治法》都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的制约机制。因此要扩大我国基层内民主,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必须大力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其次,文化建设全面跟进,以文化建设促制度建设。如前所述,文化是制度变革的先导,要“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的信仰”[13]55,必须依靠文化建设。此外,制度建立和完善固然重要,但它的实际运作更重要。我们推行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为了全方位落实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诉求,而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因此,制度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切实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上,让广大人民尤其的是农村村民享有最切实的民主权利。故而广大农村中的干部群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行为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效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受思想的支配。村民自治工作能否落实,关键看能否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真正重视以及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是否具有民主意识和法制精神。

总之,政治文化氛围、合格政治主体、完善的政治体制在推进农村基层自治中三位一体,不可或缺。适宜的政治文化氛围是条件,合格的政治主体是关键,完善的政治体制是基础,而这三者都只有通过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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