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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
2013年10月08日 | 作者:孙自胜 | 来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 年第6 期 | 【打印】【关闭

当前我国快速实现现代化, 大量农民参与其中,并大规模地实现市民化。在这里,农民与市民构成了社会变迁的两极,其中,失地农民正好处于中点位置,因此,对这一中点产生的问题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之一。

一、失地农民心理适应问题的提出

失地农民,一般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承包的土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失地农民不仅面临着外部环境适应问题,同时面临着内部心理适应问题。心理适应是指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通过自我调节系统作出能动反应,是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要求,使主体和环境达到新的平衡过程。[1]可见,心理适应是伴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的,是一个随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动态心理发展过程。皮亚杰认为,有机体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与环境取得平衡的,它可以概括为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同化和顺应。适应状态则是这两种作用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不是绝对静止的,某一个水平的平衡会成为另一个水平的平衡运动的开始。如果机体与环境失去平衡,就需要改变行为以重建平衡。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是适应。[2]

把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有其根据的。仅从农民失地前后的环境变化来看:第一,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农业为主的领域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领域,以客体式(农耕)为对象转化为主要以主体式(顾客)为对象,引起的失地农民职业认知的变化。第二,自由自在的体力劳动为主,靠老天爷生活转化为以受到约束的,靠老板、顾客、甚至低保生活,引起的失地农民生活情绪的变化。第三,以自然环境为主的生存活动空间转为以人文环境为主的生存活动空间,引起的失地农民生存竞争压力的变化。第四,以户口转移为标志,失地农民角色和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农民身份转化为城市市民身份, 继而渴望取得相应的政治、经济地位。上述诸种变化,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对于个体来说,表征了原有适应平衡的消失,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平衡的过程。

针对城市化开发中出现的失地农民问题,思想理论界纷纷开展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失地农民”,对自2002 年以来的文章进行统计,得到关于失地农民的各类相关文章2700 多篇,并且在数量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可见,对失地农民的研究深入展开,但这种研究也是不均衡的。细分一下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大都定位在安置、就业、保障和权益等方面,关于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文章仅20 余篇。是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不需要关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本文通过对安徽省中部某市西郊L 村的失地农民进行调查问卷和个案访谈,就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失地农民心理适应的现状

随着城市的环状扩容,失地农民大都围聚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传统上作为城市依附者的郊区,一直与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城乡分割,农民在从事的职业上,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上都与市民具有很大的差异。

L 村,2000-2001 年由于城市扩容被纳入市区,被征收后的土地主要用于2 所大学新校区的建设。在征地之前,L 村村民主要以土地耕作为主要职业,同时利用与城市相邻的便利,有的开店做小生意,有的在农闲时间里贩运一些工农业产品。总体上来看,L 村村民的生活水平介于边缘农村和城市之间,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境况。自失去土地以来,一部分年轻力壮的,或有较高文化知识的村民进入市区谋生;一部分有经济头脑的在公路沿线把生意的副业变成了主业,主要为高校师生提供日常生活服务;还有一部分年龄较大,或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村民,在菜市场贩卖瓜果蔬菜或围在校门口摆设临时摊点,也有的偶尔为学校后勤部门打些零活。

笔者对L 村部分村民进行问卷调查,以“成为城市市民之后,感觉如何?”为题,设计问卷和测试,得出失地农民的基本心理适应状况。

 

 

由表1 的分析得出,L 村失地农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总体上还没有适应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没有找到城市市民的感觉。从调查数据来看,尽管农民对种地已经淡化了, 但还有接近18%的人具有土地情结,还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在怀念小家独户式的庭院生活。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还不高,只分别达到31.58%和41.05%。比较突出的是,到目前为止, 找到做城市市民感觉的人只达到16.84%,还不到调查人数的两成。由此可见,有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还没有适应新的环境,存在着适应不良问题。

 

 

调查显示,失地农民的适应不良主要体现在心理不平衡方面。通过对参与问卷的95 位失地农民开展的个案调查分析,得出失地农民的心理不良集中表现在对征地补偿、生活方式以及在两者基础上形成的养老问题的心理失衡。

1、在征地、补偿、安置中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在征地中,政府出于节约发展成本的考虑,往往补偿费偏低,使农民没有获得预想的收益,再加上除了货币补偿之外, 基本上不再安排失地农民就业,这样,农民试图通过征地成为城市“正式工”的愿望落了空。L 村人均耕地不足2 亩,征地之前,尽管生活上比不了市民,但比远郊的农民生活富裕,自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在补偿过程中,很多村民都觉得自己获得的补偿太少了,根本无法维持长期的稳定生活,感觉自身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了。所以,村民们对于土地被征收并不热情,反而产生了一种不良乃至抵制的情绪。

2、对原有生活的怀念。农民普遍认为,耕种的土地和自家的宅基地是祖祖辈辈世代生活的根基,尤其是宅基地作为祖业家产可以惠及自己的子孙后代。对经营了多年的土地和自家院落,熟悉的环境,和睦的邻居,都有深厚的感情。征地后,居住了多年的自家老宅和宅基地没了,有一种失了“根”的感觉。居住在居民楼里,手捧一碗饭逛遍全村的感觉没有了, 整日相伴的鸡鸭鹅兔已经从视野中消失。对村民来说,那些热热闹闹的场景只能在记忆中找寻,产生了怀旧心态。

3、对养老问题的担忧。农民传统上大都依靠土地养老,即便到了老年,他们也可以在子女的帮扶下,以土地为生,加上国家对农村的优惠政策,能终老衣食无忧。失去土地之后,尽管政府承诺到了一定年龄,提供一定的养老保障,但很多农民仍然对养老问题忧心忡忡。事实上,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往往在市民和村民的养老上采取“双轨制”,不仅降低了养老标准,还在养老年龄上有所推迟。L村村民的养老金发放被限定在65 岁以后, 比城市市民的养老金发放推迟了5 年。这种有差别的养老方式使农民既感慨于养老的不平等,也把对自己晚年生活问题的担心表现了出来。

可见,随着失地农民被纳入城市生活圈,他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完全接纳城市生活。要改变这种状态,则需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查找失地农民适应不良的心理原因。

三、失地农民心理适应不良的原因

1、过分夸大了失地以后的消极方面,产生了心理压抑。千百年来,农民一直与土地打交道,对土地抱有深厚的感情。尽管中国农村已经逐渐与现代化接轨,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有所淡化,但那种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由的、安逸的,甚至懒散的生活方式却不易改变。尽管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或商业活动已经习惯了工商业经济中高强度的、充满激烈竞争的生活方式, 但当真要从农村中剥离出来,完全面对工商业化生活方式的时候,仍然不适应。由此,农民把征地和拆迁看作是一件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容易把征地的消极方面过分夸大。并且,这种夸大远远大于征地本身实际产生的压力,而产生了压抑感。笔者在与某高校草坪上除杂草的L村几位农民交谈时,能感到这种压力的存在。他们说,这块草地以前就是自家的农田,现在却在为别人打工,心里很是憋屈。

2、误解自己对征地没有任何控制的力量,发生了控制错误。在征地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缺乏广泛的宣传,乡村干部与村民也缺乏必要的交流,导致村民普遍认为,自己对土地没有丝毫控制权,有一种蒙在鼓里、被欺骗的感觉。在征地过程中,政府采取市场化安置方式, 一般按照土地面积的多少,房屋面积的大小,安排货币补偿,其他风险全部由农民自己担负。当征地补偿处理完毕,农民除了拿到一张冷冰冰的银行卡之外,余下的都是失落感。所以,农民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后,感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发生了控制错误。

3、不合理的夹心层状态,引起的受歧视感。农民和市民的差别并不仅仅是一个户口本,重要的是城市人和农民在政治、经济地位及文化品位方面的不同。失地农民拥有了市民的身份,成为制度中的城市人,理应担当起城市人的社会角色。作为农民自己,也迫切希望随着身份的转变,在生活上、心理上同时融进城市社会,使自己的身份与城市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声望相协调。但长期积聚的农民式的风俗习惯, 生活方式在短时间里却不易改变。相比较而言,市民在文化品位、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优越于农民, 他们对失地农民具有天然的抵触,这也延缓了城市对新成员身份的认可。当失地农民发现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处于一个农村不管,城市不收的中间夹层状态的时候,受到歧视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4、对未来的较高期望值预期,导致了失落感。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鉴于城市居民在地位、交通、医疗方面的优越性,农民为能进入城市生活圈抱着美好的憧憬,对做一名城市人有着无限的向往。进城以后,由于现实存在的问题,多数农民发现城市并不如他们想象那样美好,自己也没有过上向往已久的理想城市人生活, 在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落差。在L 村, 除了少数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青年人进城谋生之外,大多数村民都在安居点附近的高校周边设个早点摊、瓜果摊,或者开个小卖部、小饭馆等,身心劳累不说,还经常为了争摊位、争顾客发生摩擦。正如一位摆水果摊的女性所说,她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一年也赚不到几个钱,还要防止同行来找茬。美好愿望的破裂和竞争中的冲突,使失地农民产生了心理失落感。

四、解决失地农民心理适应问题的对策

心理适应根据适应的效果一般包括消极适应和积极适应两个方面。消极适应是个体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态度以适合外部环境的要求,这是一种基本的、比较被动的适应方式,其作用只是求得一时的内心平衡;积极适应是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尽最大可能去改变环境使之适合自己发展的需要, 这是一种比较高级、比较主动的适应方式。L·罗恩·哈伯德说:“人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在其所有行动和目标中只服从一条命令:‘生存’! ”而“因能与其他人和谐相处,人才能生存,而这样的生存即是快乐”。[3]所以,个体在快乐中生存是解决适应问题的首要条件。从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能力来说,则需要从消极适应入手,由消极适应逐渐过渡到积极适应,才能实现从生存到发展的飞跃。

1、加强自我调试。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一般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的,而个人的心理适应不良通常又是自我调试能力较弱造成的。可见,引导失地农民自我调试是解决心理适应问题的基础。

首先,提高失地农民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农民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较为保守,不易变化的思维, 对新环境产生一种自我防御式的抗拒。对于征收土地、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冲击,农民往往难以接受,容易导致心理的失衡。这就需要失地农民在变化了的环境面前,自觉地改变自我来适应环境。

其次,引导失地农民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心理承受能力。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定差距的,在失地农民身上,具体表现为人们的心理期望值与现实存在值之间的差距。所以,要不断提高失地农民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改变他们对这种差距的看法和态度。这就需要失地农民在日常生活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有益身心健康的运动方式,改变不良嗜好,制定合理的职业计划,形成乐观、自信、豁达的生活态度。同时还需要失地农民摒弃“怨天尤人”的想法,不断克服消极情绪,排减精神压力,提高对现实问题的承受能力。

再次,引导失地农民对情绪的合理表达。环境的变化或意外事件的出现,都会影响人的情绪。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对情绪的深入研究中把情绪分为积极的情绪、消极的情绪和包括二者的综合情绪。情绪的心理变化不仅影响人们的身体变化,还有可能影响到人的人格发展。所以,需要个体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同时也要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过度的情绪抑制会导致身心不健康状态。针对失地农民存在的一系列抑郁、焦虑、恐惧甚至愤怒的消极情绪,可以引导他们通过谈心、述说、交流等方式排解,达到情绪的平衡与稳定。

2、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幸福感。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幸福感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有个体的原因,更有社会观念、贫富悬殊等深层原因。它是由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对土地的征收所引起,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应该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创造机会,努力作为,用政策的科学性和观念疏导来消解和解决,动用公共权力解决“心理异端”。这样,才能化解失地农民的认知障碍,提高幸福感。

首先,在征地前,政府要做好必要的宣传服务,政策透明,让村民拥有信息对等的权利。获得等量的信息是村民们获得尊重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幸福感的重要方式。当村民们在得不到真实信息的情况下, 反而接受的都是坊间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形成村民对征地事宜的负面认同,甚至不认同。所以,政策宣传应该走在征地的前面,让农民们充分了解征地的用途及意义,打消农民对征地的疑虑。政府不能借口人手紧张或追求高效率而忽略了征地政策的宣传, 应该让村民充分了解征地的实际情况,才能顺心地配合征地的行动。

其次,要制定合理的补偿金额,提供配套的惠民政策,为民谋利。普遍得到公认的是,幸福指数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它与GDP 一样重要,它不仅涉及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涉及到个体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合理利益的获得是体现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等于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在征地中获得满意的、甚至超额的补偿,能大大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而征地之后的惠民政策是农民获得持续幸福的重要保证。所以,政府在征地补偿中,资金一定要补偿到位,决不能从土地中获取收益,与民争利。一旦出现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不仅会使失地农民产生利益被剥夺的苦痛,还会降低政府在百姓中的诚信。

再次,在征地后要积极地把失地农民纳入正规的城市化管理。对农民来说,通过城市化的征地运动被纳入市民范畴,本应该是新生活的开始,是过上幸福生活的重要途径,但顺利实现这一转轨需要很长的心理变化过程。现实中,作为从农村向城市转轨的城乡结合部, 在城市和乡村两级之间摇摆,失地农民基本上也处在城不城、乡不乡的两难境地。所以,政府对失地农民决不能“一补了之”,而应该对他们给予持续关注,为他们提供城市应有的基础设施,打造良好的居住、就业和娱乐环境,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成熟社区的培育等,使农民生活在一个无干扰、无污染的大环境中。

3、需要社会给予宽容。宽容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4]可见,宽容是“宽容者”对“被宽容者”的积极认可和基本尊重, “不宽容的社会当然也是正义发生损失的社会,相反,一个正义与承认他者的社会肯定是宽容的。”[5]宽容是社会的解毒剂。在一种不尊重人的愿望、不宽容人的社会中生活,人们必然会产生不健康的心理,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都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失地农民作为城市的新成员, 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一方面,需要来自市民的宽容。失地农民对自己城市人身份和地位的负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和市民对其农民风俗习惯和农民意识的不宽容。对这些放下裤脚,洗脚进城的失地农民来说,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农民的意识和执拗。他们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及精神风貌与市民都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对失地农民来说,在短时间里是无法消除的。对市民来说,要正确对待失地农民的各种差异,更需要市民摘下有色眼镜,以包容的心态,取消对失地农民的“本地农村人”或“本地农民工”歧视。

另一方面,需要街道社区管理的宽容。个体总是在相应的社会组织之中活动的,组织内部的和谐对个体缓解压力,消除隔阂最为直接和有力。街道和社区作为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载体,是他们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空间, 如摆摊设点、婚丧嫁娶、文化娱乐等。这些都需要街道和社区带着一颗真诚和宽容之心,多走进他们当中,多去体会他们的苦与乐,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管理方法,而不能用单一的城市管理标准执法。

参考文献

[1]贾晓波.心理适应的本质与机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9-23

[2]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18

[3]L·罗恩·哈伯德. 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23-36

[4]贺来.宽容意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1

[5]綦延臣.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