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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心理适应问题论析
2014年01月20日 | 作者:张莉曼 汤夺先 | 来源: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年 | 【打印】【关闭

失地农民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是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伴生物。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失地农民的数量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中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1]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应在5100-5525万之间,[2]如果加上因农村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土地的“黑户口”劳动力,这个数目则逾6000万。[3]如果按照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计算, 预计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的失地农民数量将达到一亿。[4]由此可见我国失地农民群体规模的庞大。

失地农民随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失去,其原有的生存场景随之转变。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居住地由农村到城市, 职业由务农到无农可务等。这一系列转变势必在失地农民心理上有所映射,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当社会个体或群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就变成为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落在这个心理背景上。这时候,如果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协调,就是这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对新文化背景的适应。否则,心理活动不协调,就无法适应新的环境。”[5](P411)显然,这种变化将会使集聚传统农耕文化因子的失地农民受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更为强烈,在两种异质文化发生碰撞可能会导致其出现某些不适应与心理问题。重视并适当引导其与城市文化相适应不仅是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失地农民顾名思义即失去土地的农民, 也被称作被征地农民,是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及小城镇发展建设用地需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般而言,失地农民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失去土地;(2)失地由城市化引起,并非其他原因,如自然灾害;(3)被动城市化,土地是被政府征用,并非自己流转;(4)非农户口。[6]当然,也存在主动抛荒丢弃土地的“主动失地者”,他们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G)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指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7]失地农民是一种从空间上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特殊“移民”,其存在从农村到城市的适应过程。而心理适应作为适应的最高等级,作为失地农民真正认同、融入城市的标志,其对于失地农民而言意义重大。心理学上的心理适应是以情感反应为基础,指向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在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或较少产生抑郁、焦虑、孤独、失望、想家等负面情绪,就算达到心理适应。当然,心理学上所说的适应,关注的主要是个体的感受,而社会学、人类学上所说的适应,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考察的,观照的对象主要是文化的调适与变迁, 但并未因此忽视对适应者的心理感受如归属感的研究。[8](P131)具体到失地农民而言,其心理适应显然既存在个体层面的心理适应问题,同时更多地体现为失地农民群体对从农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文化适应,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社会适应。只有当失地农民能够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才算完成了真正的心理适应,才能称得上完成了真正意义上向城市市民转变的过程。

二、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心理不适之具体表现

传统农耕文明形成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农民的影响不容小觑,心理属于内在的东西,其更多地是通过行为展示出来。进入城市后失地农民心理不适应的状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住环境变迁带来的憋屈感与不便感

农村自然村落一般依地形或道路散落而建,以“天宽地阔”为主,抬头可仰望苍穹,低头可嗅泥土香。统一拆迁之后,多为集中建设的高层商品房,房屋的空间与从前相比狭小许多,初入城市的失地农民常常会感到“憋屈的慌”。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而言,住高层活动不便。显然,城市住房空间的相对狭小及高层居住给失地农民带来心理上的压迫感。集中居住同时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农村的自然条件使农民养成了随处堆放、随手丢弃生活垃圾的习惯。初入城市统建小区,失地农民还未能形成把垃圾打包分类、统一堆放、统一清理的习惯,致使许多低层住户抱怨楼上经常有人从厨房、阳台处往下丢剩饭剩菜之类的生活垃圾,给小区的居住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即便是这样,部分人还是感觉到在城市生活非常不便,很是怀念农村生活的方便。

(二)经济压力过大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颇感日常生活开支的剧增。生活成本增加,收入来源减少,部分人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其整个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失去土地之前,稻米、蔬菜之类皆可自给自足,只需要花点钱买些生活必需品。失去土地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生活开支大幅度上升,无疑大大增加了其生活负担。这使收入有限的失地农民感到力不从心,生活的压力加大。日常生活开支的加大使失地农民不堪重负,对生活充满了担心与焦虑,对能否生存下去感到不安。

(三)就业不足与保障不到位带来的担忧、抵触与失衡心理

失地农民在就业与保障方面表现出很大忧虑。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财富,不仅给农民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务农,同时给农民提供包括养老在内的一系列保障。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失业,失地农民变成了一支队伍庞大的失业大军, 平常无所事事,聚集一处打麻将、纸牌之类的,参与人员不仅是中老年人,更有青年人。基本保障金额少,覆盖范围窄是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保体制的常见问题。在这种无业可就、保障不力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对长远的生计存在担忧,对未来没有信心。对于城市居民与社区事务持一种抵制的情绪, 甚至会对政府深表不满,心理不平衡,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反社会与报复社会的不良心理。

(四)同质性社会交往导致的封闭与自卑心理

失地农民以类似于搬迁前的乡村社会“熟人”交往模式为主,多与具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人交往,少与外界尤其是城市市民进行交流。失地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转变带有被动的特征,这种被动心理状态与思想意识中潜伏着的依赖心理相结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走进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动性和进取精神,活动和交往的封闭性仍然较大,与城市居民交流少。[9]由于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单一性与封闭性,与外界的交流较少,这种交往模式也与现代城市文明所要求的以业缘为基础的开放式、多样化的人际交往模式有较大差异。[10](P392)除了生意往来、就业需要等之外,较少有人与城里人主动打交道,多与自己的老乡、亲戚或熟人交往。这种情形将会导致他们中的部分人出现封闭与自卑心理,不愿意走出去,而是乐于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

(五)市民角色意识的欠缺以及城市认同感的缺失

失地农民普遍缺乏市民意识,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城市人,而始终以农民自居。失地农民认为他们与市民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只不过是无地的农民而已。当社区举办某些集体活动时,回迁者很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心理适应问题论析少有人主动参与其中,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与他们关系不大,不愿意抛头露面,没有相应的社区参与意识。失地农民缺乏市民意识与公民意识,不愿意关心城市与社区事务。他们普遍权利意识浅薄,维权意识缺乏,没有足够的城市认同意识,缺乏应有的归属感等。

三、失地农民心理不适的原因剖析

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生活期间出现心理适应问题,根本性的因素在于农业文明与都市文明之间的不一致及其引发的文化冲突。而具体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既与城市有关,包括来自城市社会的体制性、政策性等原发性因素以及城市原有居民的偏见歧视等,也与失地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农村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持久潜在影响等有关。

首先,城市的体制性与制度性因素为失地农民认同融入城市设置了天然的障碍,这是失地农民出现心理不适应问题的外在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城市居民与农村人之间有着天然的界限,即便是后来失去土地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后天的“城市居民”,既有的城市体制性与制度性、政策性因素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城市中既有的那些制度与政策比如限制性的就业政策、有失公平的子女教育政策、覆盖面窄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不到位的配套补偿政策等等均无法给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提供足够的硬件保证,反而成为他们市民化以及适应城市的障碍。比如,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现有的保障制度均是以城镇居民为核心的,失地农民并没有纳入到其中。按照常识理解, 农民在失去土地这一基本保障后,他们理应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而事实上,农民失去土地后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并未真正取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必然限制和阻碍失地农民对城市的认同,降低市民化的速度和程度。还有,就业的制度性限制使得失地农民要么无业可就,要么只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实现体力型底层就业。再就是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根本不能维持农民的长久生存,较低的补偿收入不仅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失,也给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后续工作和就业保障的资金运行带来极大困难。从后续制度供给上看,失地农民在拿到极为有限的征地补偿款后,没有获得进入市民生活的足够的制度支援,使得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物质基础极其薄弱。这些均使得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中出现某些不适应的问题。

其次,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与歧视是一种看不见的软性障碍,导致失地农民无法对城市产生认同感。

偏见与歧视是部分城市人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主要是失地农民、农民工等产生的一种不好的态度、看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不友好的行为。来自城市市民的偏见与歧视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认同。所谓偏见,指的是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对人、物或环境等作出的判断;所谓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之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11](P305-306)偏见通常是歧视产生的基础,很多形式的歧视都产生于偏见的态度。而“偏见经常源自刻板印象, 源自对某一群体成员固定的、僵化的刻画……刻板印象在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即使明确歪曲了现实,也很难被改变”。[12](P319)失地农民作为一个外来的群体进入城市后,可能会面临来自城市市民的不公平对待。相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城市市民有先天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失地农民的到来只会分享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因此不愿意接受他们并对他们产生某些偏见或歧视。同时,城市居民可能还会产生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低、生活习惯不好、不文明、不礼貌等概念化印象,进而把失地农民作为外群体来看待,这种群体性偏见与社会歧视会加大城乡人们的心理阻隔,强化失地农民对城市的不认同,其会使其产生出抵制城市、反感城市甚至怀念农村生活的心理,不利于城市化的开展。

再次,失地农民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是影响其适应城市进而产生心理不适问题的内在因素之一。

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程度与专业技能。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6日报道: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指出:中国农村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 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0.5%。人力资本的强弱与失地农民在城市中能否顺利实现就业、择业与创业有着重要的正相关关系。文化素质不高导致他们在城市中面对异质性的城市文化而无所适从。同样,在农村生活期间从事农业生产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技术, 很多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发现自己除了种地之外其他什么专业技术也不会, 这也限制了其在城市的生存与应对竞争的能力。当然,文化素质不高使得他们在面临激烈的竞争与突发的事件时显得无所适从,无能无力,不懂得采取自我的心理调适方式来缓冲自己的生活与其他压力, 不懂得自我减压,进而导致心理问题出现。

最后,农村传统观念的持续性潜在影响也是失地农民不能很快适应城市社会、导致心理问题出现的因素之一。

长期生活在农村,小农意识以及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对农民的思想观念影响甚大,他们思想中保留了大量的类似于安土重迁、乐于安定、思想保守、目光短视、不求创新、小富即安、害怕改变的观念,并形成了一种习惯性定式,失地农民一时难以接受城市文化,影响了其对城市生活的认知和接受。还有,农村生活的慢节奏,没有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没有一定的组织观念,使得他们在面对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以及企业严格的时间与纪律约束时不知所措,难以适应城市社会,容易产生自卑感与被排斥感以及被隔离感,产生出恋旧情结,甚至出现反市民化的倾向。失地农民以同质性的血缘、亲缘、地缘交往为主,这种内倾性、单一性及封闭性的交往以及对社区活动参与的淡漠是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直接表现。显然,这种观念的存在阻碍了失地农民竞争精神与市民意识的培育,使得其无法实现对城市的真正认同。

四、引导失地农民心理适应的对策思考

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均表明心理适应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适应、社会适应的基础上,只有做好了物质适应、社会适应才能实现失地农民对城市的心理适应和认同。因此,应该首先在引导失地农民物质适应、制度适应层面做好工作。不仅如此,还要针对失地农民的具体特点,构建有针对性的失地农民心理调适的机制,消减个体的心理不适问题。

首先,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与保障等工作是实现其心理适应的基础。

失地农民之所以心理出现不适问题,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其无法在城市中顺利实现就业与以及无法获得未来生活的必要保障。推动失地农民的就业、消除其未来生活的隐忧需要从制度层面来推动失地农民的再就业, 完善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顺利实现就业不仅能为失地农民提供生活保证,同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具体说来,政府可以通过颁布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的政策、消除就业中的用工歧视;扶持农民自主创业、建立农民自主就业服务制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失地农民劳动技能等措施来完成。

与此同时,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其未来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消除心理问题、实现城市适应的重要举措。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由国家、集体、个人集资而成,其中政府在其中占有最大比例。根据失地农民的特殊情况,重点是为他们办理好失业、医疗、养老等诸多保险,同时还应该添加子女教育、自我培训等保障内容,通过这种整体上“均好化”同时向失地农民“适度倾斜”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从社会文化层面扭转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实现其心理适应的关键。

失地农民从农村走入城市,从农村生活步入城市生活,从农村文化环境进入城市文化环境,将会面临极大的冲击,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价值观念都会与城市不一致,会发生一定的文化冲突。失地农民适应城市文化将会经历一个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的过程,在历经通过排斥、学习、吸收与整合最终实现文化认同和心理适应。因此,扭转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实现其心理适应的关键。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通过宣传城市快节奏的、具有严格作息制度的生活方式,让失地农民把生活的散漫性和无序性转变为有节奏性和条理性,把生产的季节性观念转变为严格的工作时间观念,让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不断整合,以城市市民为参照样本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与此同时,还要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扩大交往范围,改变原有的同质性的群体内交往为广泛的、多层面的的异质性交往,采取措施促使他们多与城市市民交朋友,走出同质性交际圈,转变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交往模式,改为以业缘为主的人际交往类型。不仅如此,还要通过促进失地农民的继续社会化来实现其价值观念的转变,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多层面多渠道对失地农民进行现代观念、文明准则和城市意识的教育,引导他们放弃小农意识,树立创新精神;消除散漫随意的习惯,形成遵规守时的意识,改变或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培养新的价值观念与生存技巧以适应环境的改变。

最后,构建一套满足失地农民需要的心理调适机制以消减心理不适问题,这是实现其心理适应的必要补充。

失地农民的心理不适问题是群体性问题,但多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心理适应问题论析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构建一套消减个体心理问题的心理调适机制也是实现失地农民认同城市的必要环节。这一套机制由预警机制、支撑机制、引导机制、疏通机制等部分构成。预警提示机制主要发挥应有的预测作用,对心理不适问题进行预测,并提示相关部门注意;心理支撑机制主要关注失地农民的现实需要,在城市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为其心理适应城市提供必要的支撑;引导机制主要是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失地农民在心理上主动与城市相适应;疏通机制则是当失地农民遇到心理问题时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进行疏通,帮他们排解心理问题,缓释心理压力。开展心理调适的主体应该是城市相关职能部门、社区组织、民间团体及失地农民自身。最基础的工作应该由城市相关职能部门出面组织,由失地农民移入社区负责实施,可以寻求民间团体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帮助,以入户的方式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当然,失地农民自身也要努力提升自己,增强自我的心理抗挫能力。

结语

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各界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城市化的本质在于人的现代化、城市化,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关键在于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如何真正使失地农民不但从空间与身份而且从社会文化与观念心理等层面完全认同融入城市社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目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失地农民只有实现了心理适应,才能最终真正融入城市,才能够称得上真正实现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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