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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宗教问题
2014年08月10日 | 作者:宋成斌 王志勇 | 来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10 | 【打印】【关闭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为此,国家一直在加大扶持力度,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而对农村宗教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则事关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 “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1]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众的宗教信仰状况出现了新的态势,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我国农村宗教问题的现状

(一) 农村信教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先前被迫放弃宗教信仰的农村群众,再度走进教堂、寺庙,重新开始了宗教生活。特别是最近几年,农村的宗教信徒人数明显增长。如甘肃省近 20 年间信教人口增长了一倍多,远远超出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幅度。[2]再从全国基督教的发展情况来看,1978 年我国的基督教信教群众约为 200 万,1985 年为300 万,1990 年为 500 万,1996 年为 1000 万,2004 年为 1600万,到了 2010 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 2305 万( 有人甚至估计约为 7000 万) ,增长速度可谓迅猛。据统计,这些宗教信徒中 80%以上为农村群众。[3]

信教人数的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旧有的传统和体制已被打破,农民的传统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受到挑战和冲击。这使得不少人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内心感到恐惧、焦虑、无助,遭遇心灵的困境和现实的不确定性,只好转而投向宗教的怀抱以求心理慰藉。二是一些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文化基础设施缺乏,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单调。而宗教场所的定期礼拜、唱诗、宗教节庆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村的精神文化需要。三是不少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能给在生产生活中遭遇困难的农民以有效的排解与保障。而教会则经常举办慈善活动,帮助农民解决部分实际困难和问题,这就把农民更多地吸引到宗教组织中,去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

信教人数的增加,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造成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以及信仰不同教派群众之间的矛盾,影响地区稳定,家庭和睦,削弱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等等,这都给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 非法宗教活动和擅自设立宗教场所现象严重

随着“宗教热”的兴起,农村地区的非法宗教活动愈演愈烈,屡禁不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一些所谓的传道者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公开或秘密地在宗教场所之外传教,组织聚会,发展教徒,擅自印刷、散发、销售宗教印刷品和音像制品。二是有宗教势力强大的农村,教职人员非法干预基层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干预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三是部分寺观教堂内部管理混乱,财务帐目收支不清,贪污腐化现象时有发生; 教派内部派系和利益之争引发的冲突也日渐增多。

当前,部分农村乱建庙宇、乱塑宗教造像和乱设聚会点现象严重。据对郑州新密市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市有 10 平方米以上的寺庙 139 处,被列入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 21处,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有 1 处,作为旅游景点开放的有 4处,其余 113 处均为私自乱建。全神庙、山神庙、土地庙、关爷庙、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药王庙、老君庙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多的乡镇有 19 处,最少的乡镇也有 3 处,有的乡镇几乎村村有庙。”[4]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竟将宗教当成赚钱创收的工具,提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以建庙宇、办法事来促进地方旅游业。这些做法都加剧了部分农村宗教活动的无序和乱象。

(三) 打着宗教幌子的封建迷信和邪教活动猖獗

马克思说过,小农经济“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5]由于农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难以区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的区别,他们常常无限扩大宗教的现实功能,事无大小总是寄希望于神的保佑。于是一些传统的迷信活动,如看相、算命、卜卦、抽签、拆字、圆梦、跳大神、看风水等活动,打着宗教的幌子而死灰复燃。巫婆、神汉大量涌现,他们扮作自由传道人,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在这些人的鼓动下,“不明真相的人将迷信当做基督教。例如,将跳大神视为圣灵降临,一些落后地区的基督徒更是将赶鬼治病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为此而延误病情者不在少数。有些地方将某位信徒视为神明,相信摸顶求平安。”[6]这些迷信活动的频繁进行,损害了村民的身心健康,败坏了农村的社会风气,同时对正常合法的宗教活动也形成了干扰。

伴随宗教的发展,一些邪教组织如全能神、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主神教等,打着宗教的旗号,非法活动频繁,其中尤以农村为甚。这些邪教组织大多神化教主,宣扬世界末日来临等邪说来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如全能神声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只有信全能神才能得救,凡不信和抵制的都将被闪电击杀。”全能神主要在偏远农村及城乡结合部活动。据悉,加入全能神要缴纳 2000 元会费,此外还要求成员要完全“奉献”来满足教主的旨意,宣扬“奉献”得越多,得到的“平安”、“恩典”越多。有时,该邪教的地方组织者又以欺骗、恐吓等方式,向成员销售分文不值的“圣水”、“圣物”,吹嘘能够“治百病、保平安、上层次”等,以此牟利。[7]这些邪教组织公然对抗政府,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它们妖言惑众,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误入歧途,上当受骗。

二、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宗教问题的基本措施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宗教的种种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几点解决措施:

(一) 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列宁说: “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贫穷和愚昧,我们也应当同这个祸根作斗争。”[8]我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就是和佛神做交易”( 章立凡语) 。他们的信教,多数是因为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而导致的医疗、教育、生产、养老等诸多困难。据 2010 年《宗教蓝皮书》的调查,在基督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 68. 8%。鉴于此,我们应该下大气力来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致富门路,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惟有农民富裕起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实力壮大了,才能有效缓解农民因贫苦而信教的问题。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本”,搞好社会保障工作是农村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并没有建成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农民收入不稳定; 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严重: “十年努力奔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农村的空巢老人日渐增多,他们生活上无人照顾,精神上孤独寂寞。这些都导致了农村宗教信徒呈现“三多”现象( 中老年妇女多、病人多、无文化的人多)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了“新农合”、“新农保”,但也存在着整体水平低、保障功能不高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真正使农民“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建立切实有效的安全网络和救助机制,使其养成有困难找政府的意识,而不是到宗教组织中去寻求帮助和安慰。

(二)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农民的信教,除了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还要归因于他们精神上的贫困。相对而言,我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对外界事物辨别能力较差,也容易受宗教的蛊惑。据 2010年的《宗教蓝皮书》披露,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基督徒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半数以上的基督徒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占 2. 6%。再加上长期以来,农村的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的文化生活单调枯燥,致使他们愿意到宗教场所去寻求精神上的愉悦。

为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我们应该搞好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以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建设农村文化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要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文化事业倾斜的力度,确保相应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文化建设,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构建覆盖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当地农民的文化需求,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欣赏习惯、审美心理去开展丰富多彩,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以激发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改变因精神生活贫乏而盲目信教的状况。

(三) 强化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也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然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行,大部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失去集体经济来源,社会管理能力削弱,凝聚力和公信力也在减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宗教组织却在公益事业方面有所作为,如捐助希望工程、扶贫济困、赈灾救急等,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吸引大批农民加入宗教。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该采取措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解决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经费的资金缺口。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充分发扬农村基层民主,将思想过硬、业务精干,有能力带领群众致富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努力提高干部素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基层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也即“接地气、解民意、得民心”,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成领导各项事业的坚强核心。基层干部要经常学习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理论知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对正常的宗教活动,要加以保护; 对于违规的宗教行为,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和加以制止; 对于打着宗教幌子愚弄人民的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的邪教活动以及宗教领域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

(四) 重视农村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上文提到,由于农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文化素质较差,容易受到宗教、迷信乃至邪教等神秘的、非科学的和不健康思想的蛊惑。为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我们要重视农村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运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图书、讲座等多种宣传方式,对广大农民开展宣传教育。要对农民进行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破除陋习,在农村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貌。

要对农民进行宗教知识的宣传教育,使群众能够对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宗教组织与邪教组织进行正确区分,让信教农民正确地理解教规教义,以使宗教活动不至于偏离正确的轨道。要对农民进行党的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群众对宗教问题的认识,使他们正确理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增强法制观念,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

 

三、结语

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我们要重视研究和解决农村的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确保农村的和谐与发展,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新华社.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N]. 人民日报,2007 - 12 - 20( 001)

[2]户丁一.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第 1 集) [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168

[3]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第3 集) .[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 151

[4]新密市委统战部.治理整顿滥建寺庙势在必行[J]. 中州统战,1997,( 12) : 1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67

[6]陈立旭,潘捷军等.乡风文明: 新农村文化建设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55

[7]李鹏李荔. 邪教因何蛊惑人心[N]. 北京科技报,2013 -1 -7( 018)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 2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9: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