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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建构与超越
2013年05月07日 | 作者:冯智强 |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2008 年第11 期 | 【打印】【关闭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将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沉睡中惊醒,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破,从此便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文化也第一次遭到异域文化的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使得自古以来有着忧患意识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从最初的“夷夏之辨”,“中体西用”之论、到后来的“中西调和”、“全盘西化”观,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逐渐酿成了一场波及全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大论战,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正是在这样一个“无人不论文化,无人不谈中西”的历史语境中,林语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解读。

一、“语丝”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解构

“语丝”时期是指林语堂作为“语丝派”重要成员,与鲁迅、周作人等并肩作战的这段时间。林语堂最初在中国思想界发出声音的时候,正值“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科学玄学论战”烽烟再起,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接过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启蒙旗帜,发起了一场旨在以“科学”、“民主”替代封建纲常伦理的新文化运动。以近世西方思潮为标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的精神领域,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抑中褒西,从传统制度、伦理道德到方法论等领域彻底革旧立新,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消除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这样一股激情多于理性,变革压倒一切的时代大潮将林语堂自然而然地也卷入其中。

1923年留学归国后林语堂成为语丝派的一员,并从思考国民性开始对反思中国传统。这一时期林语堂先后写下的《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给玄同先生的信》、《萨天师语录》、《祝土匪》、《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讨狗檄文》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抨击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痛斥“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文人,支持民众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林语堂则是大力提倡“欧化”,反对“国粹”。例如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林语堂痛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法而已。”而要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林语堂认为必须坚持根治民族劣根性的六项原则:“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1](p11-13)探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成了“语丝”时期林语堂的一个基本命题。

《萨天师语录》系列是林语堂这一时期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宣言书,也是他中国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在《萨天师语录(一)》林语堂又借萨天师之口,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了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再次深刻反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一是“驯服”,二乃“软弱”,三为“老化”。《萨天师语录(二)》则集中刻画了中国文明空虚、肤浅、病态的特征。《萨天师语录(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肯定了“新时代女性”的要求。《萨天师语录(四)》抨击了中国儒家所鼓吹的“王道”以及“不念旧恶”等处世之道,《萨天师语录(五)》揭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色“讲究名正言顺、分定位安”与最终基础“传家的秘宝—————正名哲学”。《萨天师语录(六)》嘲讽了“杏眼圣人”孔子“颡额的用处是磕头,足膝的用处是膜拜,喉舌的用处是要学唤主人,眼泪的用处是要泣谢天恩”一类的说教。[1](p315-329)这样,林语堂对国民性弱点、对民族精神的负面性、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与解构,通过宏观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彻底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

二、“论语”阶段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大革命失败后,林语堂于1927年9月辗转来到上海,开始了他自称为大荒中“寂寞的孤游”,并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进入了他创作的“论语”时期。林语堂一改“语丝”时期的“浮躁凌厉”和“锋芒毕露”,开始提倡和追求“幽默”、“闲适”、“性灵”。特别是1929年《新的文评》及《美学:表现的科学》的翻译,使林语堂进一步了解了西方表现主义美学体系,克罗齐“艺术即表现即直觉”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和林语堂此时极力推崇的中国的性灵文学的会通,使得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正如殷国明所言:对林语堂来说,克罗齐的思想无疑开通了另一条思路,这不仅表现在个性意识方面的共鸣,而且启动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克罗齐不仅加强了他自己的文学见解,而且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2](p203)的确,林语堂从克罗齐的“表现说”中,不仅吸收了西方文艺美学的长处,而且也意识到了它的弊端,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底蕴对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自此,林语堂的思考越来越倾向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用东西方互补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化,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构建起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化观。

1.中国文化的精神:人文主义。

1932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的演讲《中国文化之精神》可谓林语堂这一时期的文化宣言。

林语堂首先强调:“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具体说来,“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同时,林语堂从“劣的方面”、“优的方面”、“中立的方面”三个维度对其一一予以分析并总结到:

在这些丛杂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1](p143)

接下来,林语堂继续解读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及其目标。由此,林语堂便抓住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人文主义精神: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真义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且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而“达此目的之方法”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或称“庸见的崇拜”。此后不久,林语堂便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找到了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即相同的文化价值关照客体———人,这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共同指归。自此,林语堂始终坚持他的“人文主义精神”,直至后来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来拯救工业社会中物质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极端危害。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林语堂抛弃了往日的激进,开始理智、客观地评价中西方文化。

2.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幽默智慧。

1934年林语堂在《论语》上连续发表长文《论幽默》探讨中国幽默文化的传统问题。文中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时,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3](p4)这里,林语堂深信,幽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成熟的标志和智慧的结晶。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性灵的飞动,个性的伸张,导致了中国人幽默感的出现,接下来林语堂把幽默一直追溯到老庄,认为老庄是“中国之幽默始祖”,而孔子也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3](p7)

经过一番探讨后,林语堂不但发现了中国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条较清晰的发展线索。正如有学者说,“从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关系来看,林语堂的幽默论最能体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理解。林氏所倡的幽默之说,并不是简单地出于文人意气与一时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察和思考之上。”[4](p273)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幽默的根源,在“性灵文学”的基础上,他为幽默找到了源头。

林语堂把幽默看作是一种文化心理,并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角度,把幽默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另一种便是对人生态度的认同,是一种凝聚着高级智慧与人生自觉意识之上的幽默。林语堂认为最上乘的幽默表示的是麦烈蒂斯所谓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3](p13)这种智慧不是技术意义上的智慧,而是基于对人生体认上的智慧。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一文,则集中体现了林语堂成熟的幽默观。这篇文章中,林语堂打破了幽默的民族界限,突出幽默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是文明的一项特殊赐予”[5](p260)后来林语堂提倡用幽默去挽救世界和平,“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6](p80)正是体现了他对人类幽默共性的洞见。

可以说,林语堂毕生全力倡导幽默正是有感于“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由此可见,林语堂的幽默不但是他的文学观,更是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3.中国文化的最终标准:生活的艺术与近情精神。

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日趋客观、理性与成熟。《谈中西文化》一文明确地表达了林语堂的文化观:“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而中国文化的特征则是“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称,才稍有凭准。”[7](p109)之后,在《谈螺丝钉》、《再谈螺丝钉》、《二谈螺丝钉》和《四谈螺丝钉》,林语堂借柳先生、柳夫人之口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文化最后的标准,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活的痛快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7](p196)而东西文化间有了这种共同的标准,就不会“因理不明,见不达,或由言语文字之障蔽,遂致不能相通”,“不复为表面上习俗不同所蔽围”。[8](p65)

林语堂始终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是“近情”精神,并把近情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标准:“近情精神实在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人性化的思想其实说是近情的思想,而近情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6](p397)换言之,近情精神就是指常识或“庸见”,与逻辑相对立,“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这里,林语堂把近情作为一种消除西方走向极端的逻辑思维和抵抗泛滥的物质主义的重要方法。“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我们需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9](p103)这也是林语堂不久后海外系列著译的重要创作动因。林语堂以“近情”为理想和目标,用艺术化的眼光审视日常生活和人的生存状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和西方架起了生活艺术的桥梁,从而突破了文化表层的二元对立,超越了不同种群人性的桎梏和藩篱,成功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会通。

三、海外时期: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从1936年起,林语堂开始了他海外创作和传播中国文化之旅,同时也是他深入认识和完整阐释中国文化的过程。从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到代表作《生活的艺术》(1937)、《孔子的智慧》(1938)、《中国印度之智慧》(1942)《老子的智慧》(1948)、直到后来的《美国的智慧》(1950),林语堂系统、全面地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形成了他较为成熟的中国智慧观。其间,《京华烟云》(1938)《风声鹤唳》(1941)《朱门》(1953)《唐人街》(1948)《奇岛》(1955)《红牡丹》(1961)《赖柏英》(1963)等多部小说,《苏东坡传》(1947)《武则天传》(1957)《从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等多部传记,《讽颂集》(1940)《啼笑皆非》(1943)《中国的生活》(1959)《不羁》(1962)等多部散文、杂文集,以及《浮生六记》(1939)《冥廖子游》(1940)《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1951)《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2)《帝国京华》(1961)等多部译著,立体、多维地展示了林语堂眼中中国人生活的艺术与人生的智慧,同时也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特别是他的中国智慧观,从而实现了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理想,尤其是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强烈的震动,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智慧,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以审美的眼光和艺术的态度去使生活艺术化,“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排除一切逻辑的、理性哲学的困惑,主张以人类为中心,以弥补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物质主义泛滥背景下的工具理性的缺失。这既是对实证逻辑极端的反拨,又使得人们重新回归到人类文化终极问题的思索。林语堂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机械化的心产生一个机械化的世界”,[10](p119)西方科学主义给人类精神生活带来的彷徨与无奈,因而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与“生活的艺术”,以拯救工业社会中人类被强权和科学理性所奴役的灵魂,使人的自由理想得到实现。林语堂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批判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极端的逻辑。在他看来,走出这种误区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以常识、“庸见”来取代理论和逻辑,最终解构物质主义得以生长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源头,从而使中国文化最终走向世界,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会通。

林语堂从道家文化为出发,融性灵、幽默、闲适为一体,熔东西文化为一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个性化与艺术化的诗意解读,架设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成功的阐释。正如余英时所言,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中国文化观,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林语堂在英文著作中所讲的正是他一贯相信的东西。[11](p465)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

[3]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袁济喜.承续与超越: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林语堂.金圣叹之生理学[M].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

[6]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8]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0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0]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A]现代学人与学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