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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参政的优劣势分析
2013年05月11日 | 作者:王凤华 | 来源: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 | 【打印】【关闭

妇女参政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战略任务。把更多女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不仅是妇女自身的愿望和推进中国妇女运动的要求,也是广泛发扬社会民主,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良好形象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第4 次世妇会的东道主,妇女参政的成就也是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面,体现党和国家对妇女的重视和关怀。要使妇女参政水平达到应有的高度,即男女并驾齐驱,必须对其优劣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便认清形势,迎接挑战,发挥优势,克服障碍,从而使更多的女性领导者脱颖而出。

一、妇女参政的优势

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中国妇女参政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顾百年妇女参政的思维轨迹和行为历程,深切地感受到:新的世纪为我国妇女参政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优势。

1.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妇女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政府的保障作用,其中在权力参与上更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参政曾出现令人震惊的局面。当时,随着竞争机制逐渐引进干部人事体制,女性领导干部的保障名额重新引起社会上的反思,其中一些人认为既然男女平等,就应取消女领导干部的性别比例,这一观点影响到高层决策,在不分性别的差额选举中女性领导纷纷落选,其中某些富有才干的女性也被淘汰。曾经令人为之自豪的中国妇女参政数字到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全面跌落。妇女参政问题在这时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再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培养选拔女干部。198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了关于《改革开放中加强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意见》的文件。1989 年中央领导在接见全国妇联六届二次执委会部分执委时强调:“领导干部中妇女干部比例过低的状况,要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1990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在长春召开的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座谈会上,提出“建立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制度”问题。以后又于1991 年、1995 年、1998 年、2001 年多次召开座谈会,重新确定了选拔女性领导的性别比例,显示出党对于妇女参政的大力支持,政府继续担当中国妇女参政的主要推动者。

我国作为联合国第4 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承办国,为履行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承诺,推动《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的充分实现,在第4 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制定并颁布了《1995 - 2000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其中,对妇女参政目标作了明确规定。1995 年9 月4 日,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第4 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十分重视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此,妇女参政有了更强大的政策优势。通过各级组织部门和妇联的探索与努力,妇女参政终于走出一条将竞争机制与性别比例成功结合的道路。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的程度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到2000 年,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实现了政府领导班子中有妇女干部的目标,人数比1995 年增长46. 47 %;全国668 个城市中有463 名女性担任正、副市长。全国女干部占干部队伍总数的36. 2 % ,比1995年增加了2. 9 个百分点,新千年伊始,我国政府又颁布实施了2001 - 2010 年妇女发展纲要,十届人大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中有3 位女副委员长,创下共和国历史最高记录;2 位女政协副主席;自21 年前召开的5 届人大后,国务院副总理中又有了一名女性,并同时有了一名女国务委员。

2. 21 世纪为妇女参政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当我们跨入新的世纪,一种以知识和技术为依托的经济———知识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科技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人们不但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而且能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支配作用使人们直接的体力消耗日益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女性体质弱的竞争劣势。电脑的大量普及、信息化的生产、管理与办公自动化,使体力强弱、性别区分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广大妇女也不再满足于经济、家庭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与男性的平等,而把视野拓展到政治领域。人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其独特的优势担负起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角色。从全球角度来看,女企业家目前已经占到了企业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大约有600 名职业妇女跻身于世界500 强企业的董事会,而在1977 年却只有46 名。据此,社会学和管理学家们不约而同地预言:21 世纪,女性将向目前企业中男性占绝对统治的地位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奈斯比特和阿伯迪妮在《2000 年大趋势》中指出:“企业的基本组织原则已经改变,过去搞管理,为的是控制企业;现在进行领导,意在发挥人们的最大才干,并使企业具有快速应变能力。”意即要根据市场需要,不断更新技术、更新产品,提高效率。管理的这种新发展、新要求,给女性提供了走向现代管理领导岗位的机遇;特别是随着性别意识的普及,妇女受歧视的现象将逐步消除,女性凭着自己的才干和特点,一定能大批走向管理的领导层。

3. 妇女主体意识的回归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必然带来人类精神生产的现代化,带来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在以往年代,妇女一直没有真正确立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往往以“我随你”、“我不行”等作为口头禅。所以,妇女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远不如男性那么强烈,也未能以更为自觉的意识进行职业选择,更多的则是期待外来的照顾与制度的优惠。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观念更新使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回归,广大女性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属性与家庭属性的统一。于是“, 事业与家庭并顾”“, 做一个完整的女性并拥有整个世界”日渐成为广大女性的主流思想。在工作中表现为由“要我干”转变为“我要干”。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对自我角色理想的完美追求。据调查,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度、参与程度提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身素质的提高又带来世界观、人生观、婚恋观、生育观的变革,从而不断摆脱旧的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追求自我价值的社会实现。

随着聘任制和承包制的实施,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管理阶层。竞争机制的出台,也向人们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挑战,要求人们自信心强、敢于承担风险,主动参与竞争。面对机遇和挑战,涌现了一批颇有自主意识和自信心的女性,她们勇敢地迎接挑战,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向女性的自卑和社会偏见挑战,凭借实力和才干,打出一片天地,正在改变着管理层的性别结构。

4. 妇女特有的性格优势。

妇女的性格优势在从政道路上是非常明显的。一是认真细致、原则性强。女性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是工作非常认真的,给自己定的标准很高。凡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论大事小事,绝对一丝不苟。二是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女性和家庭有着天然合理的联系,这使女性更富有人情味,表现出母爱的天性。说话办事想问题,总是为别人着想,表现出无私奉献精神。在我国女性领导干部队伍中,当副职的多,她们识大体、顾大局、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真心实意地当好副手,工作主动积极。三是感觉细微、观察敏锐。女性具有得天独厚的直觉本能,总能抓住细微的东西,洞察一切变化,这是直觉加敏感造就的一种高层次的观察力。这种敏锐的观察力能使女性在执政实践中避免一些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四是性情温和、亲和力强。现代社会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管理“, 得人心者得天下”,谁能征服人心,谁就有吸引力、亲和力。女性一般重感情,性情温和,善解人意,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容易取得他人的信赖,创造和谐的工作气氛,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此外,女性还擅长语言表达和形象思维,这些特点有利于打开工作局面。在政界,中国妇女这些性格优势与男性的刚毅果断互为补充,使人类两性社会更趋和谐完美,其结果必然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二、妇女参政的劣势

由于妇女担负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双重任务,置身于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的矛盾冲突之中,特别是“重男轻女”、“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等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妇女自身的某些卑微心理障碍,给妇女参政带来了一些不利条件。

1. 传统性别文化依然是妇女参政的最大阻力。

在我国,由于经历了漫长的以等级为秩序准则的封建社会,男女性别及地位差异在三大基本伦常之一“夫为妻纲”的规范之下愈益强化。这一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形成为传统的性别文化,主要包括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才女貌等等;它强化了男性的社会角色,女性的家庭角色,使男女两性片面地畸形地发展;它扼杀了女性的感情发展和女性的自信和坚强,将弱男人与强女人同时置于困境;它剥夺了男性爱美的权利,忽视了女性的精神需求。传统的性别文化几乎是压抑人的非人文化中最难攻破的堡垒,今天依然对男女两性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其对妇女参政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是导致政治社会化的性别差异。从政治社会化的历程来看,东西方社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性别差异非常显著,男孩被社会“政治化”了,而女孩则被“非政治化”了,也就是说女孩被塑造成一种不参与或低参与政治的人格。“男主外,女主内”的教育观念,在古今中外普遍存在,以致形成对政治社会化的强烈影响。

二是使女领导干部身受社会舆论的压力。传统性别文化给妇女定了许多要求、框框。而女性进入管理层,成天风风火火、抛头露面是有违“妇德”规范的。于是各种议论丛生,不少女干部感叹:成长道路上的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来自舆论的非议,特别是同性的非议。

三是男性的偏见阻碍妇女参政。女性参与政治特别是参与政治领导的一大难点是男性的偏见。她们往往最先遭到自己丈夫的反对。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是丈夫比妻子强,社会地位比妻子高,妻子为丈夫的事业作出牺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女性领导干部的家庭往往打破了这种家庭模式,因此,引起不少矛盾,特别是当妻子职位高于丈夫时,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当然,我国大多数女性领导干部的婚姻是幸福的,她们的丈夫能理解并支持她们的工作。但正如有的女干部所说:丈夫心地再好,也不能完全摆脱几千年来旧观念的影响。于是有些女领导干部包揽了所有家务,委曲求全,以此去平衡丈夫的心理。

2. 旧的干部选任机制的弊端成为妇女参政的障碍。

20 世纪80 年代竞争机制的引入,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委任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这一冲击仅仅是局部的,并未导致结构性变革。从选拔领导干部的机制来看,目前是3 种方式并存,自上而下的委任制,自下而上的竞争制和上下结合的聘任制。传统的委任制仍然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妇女参政在一些地方走向了“领导干部性别比”单一指标衡量的峡谷,结果是常常将服务型、技术型的人员作为领导型管理型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即非管理人才从事管理,导致了人才“错位”现象。在一些地方,优秀的女性管理者被埋没,而某些女性却居其位而不能胜其任、有名无实,成为政治舞台上的点缀品,从客观上影响了妇女参政的质量。

3. 参政妇女的角色冲突,容易动摇其从政的决心。

一方面是大男子主义和封建的男女大防意识给女性领导制造了许多家庭的矛盾和阻力,使女性领导的角色冲突加剧;另一方面是女性领导对照料幼年子女的责任的割舍。这种责任并不必然妨碍女性参与选举之类的大众政治,但却不可避免地阻碍她们担任领导职务。很多事实表明,居于领导职位的妇女,很多人不得不忍痛割爱,为了工作把子女托于他人,但同时又为不能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而感到内疚、自责,甚至打退堂鼓。

4. 妇女自身因素的制约。

中国妇女参政的障碍,不仅来自客观外在环境,而且来自妇女主体自身。

一是缺乏参政的自信心和雄心。不少妇女视参政为畏途,不仅不相信自己能从事政治并胜任之,而且还对其他妇女从政持怀疑态度。在竞争、机遇面前,不少女性缺乏应有的勇气和信心,心怀种种忧虑,过多考虑自己会失败,不相信自己会成功,以致错失了许多参政良机。

二是依赖感和超男性合群需要。妇女对男性的依赖表现在多方面,但尤以政治上为甚,许多妇女相信政治是男人的事。妇女的依赖感还表现为强烈的超男性的合群需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合群性是人类社会性需要的重要方面,而男女之间的合群需要与合群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高出男性的合群需要,使女性不敢冒尖,不敢甚至不愿走上领导岗位。

三是对同性的嫉妒心理。在政治参与问题上,许多女性站在男性社会偏见的立场上,反对那些从政的女性。一些女性可以在一个不称职的男性领导下工作,但不能容忍一个高水平的女性领导。这种对同性的嫉妒心理,既影响女干部的团结,也影响女性的整体形象。

分析我国妇女参政的优势和劣势,目的是使各级领导、组织人事部门、广大妇女自身清醒地认识妇女参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制定21 世纪中国妇女参政发展战略,立足于深入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消除对妇女的文化歧视,促进妇女民主意识的提高,疏通公开公平竞争择优选拔女干部的渠道,扬长避短,从而把妇女参政推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