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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男权社会藩篱① 中的妇女参政
2013年05月11日 | 作者:孙小迎 |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 | 【打印】【关闭

在对现代和平深表忧虑的街谈巷议中, 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议论: 女人一旦重权在握就会变得很坏。人们不仅列举了决策科索沃战争的马德琳·奥尔布莱特, 还列举了决策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海湾战争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以及更加久远的慈禧太后和武则天。尽管这些议论可能在更深层次隐含了男性对女性主政的偏颇和不屑。然而在妇女参政比例和作用逐渐加大的今天, 透过曾经笼罩在南联盟上空的滚滚硝烟, 作为支持妇女参政的女权运动及其理论工作者, 似乎更应该抛弃性别之间的积怨, 稍微正视一下这些偏颇和不屑, 从另一个视角去审视妇女参政问题: 妇女参政难道仅仅是将有权的男人变成有权的女吗? 玛格丽特·撒切尔、马德琳·奥尔布莱特等在政坛上何以会如此强悍? 这是我们所主张的妇女参政的目的吗? 为此, 我们可能还应该思考, 作为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否也有性别特征?我们所说的男权社会是否具有其所属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对妇女参政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一价值体系中, 妇女怎样参政, 怎样为妇女参政? 妇女怎样思维, 怎样独立思维。在男权社会中, 妇女是否能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 并自觉地为其参政?

一、男权社会的藩篱

人生有许多追求, 人的不同群体也有他们不同的追求。在经历过无数次追求和失败以后我们发现, 有许多追求, 特别是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追求, 其结果与当初的设想很可能是两码事儿, 于是就有了马克思当年的名言: 我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是跳蚤。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曾经作为甚至至今依然作为妇女参政骄傲的撒切尔夫人、奥尔布莱特是“跳蚤”, 但是,他们对发动战争所起的主导作用, 绝非主张妇女参政的初衷。

人类自父系社会以来, 经历了无数次战争, 每一次战争最深重的受害者最终总是妇女。中国东汉女诗人蔡文姬一首《悲愤诗》, 以自己在战争中流离失所, 时常担心再被丈夫抛弃, 已成为被轻视的女人的亲身感受: “流离成卑鄙, 常恐复捐弃”, 倾诉了一千多年前的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痛楚。一千多年后的越南、柬埔寨妇女体验了同样的战争痛楚。战争使得大批男人捐躯, 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从而剥夺了这个地区许多妇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天赋权利。而今天, “当北约一个月就对只有10 万平方公里和1000 多万人口的南联盟出动了7000 多架次的作战飞机、投下了6000 吨炸药、发射了2000 多枚巡航导弹之后, ”“一位母亲忍受不了这种长时间的紧张和惊恐而精神崩溃, 她杀死了三个年幼的孩子, 最后自杀。”① 更让人悲愤的是, 11 天后, 在战火中采访, 在爆炸声中写回这篇报道和其他许多相关报道的中国女记者——孩子的母亲邵云环, 竟然在母亲节的前夕, 在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导弹袭击中, 魂飞天外。孩子被夺走了母亲, 母亲被夺走了孩子, 母亲和孩子一起到天国去躲避轰炸, 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更惨烈! 另外, 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开始后, 科索沃难民营大批的难民妇女被国际犯罪集团卖到欧洲各国沦为妓女, ② 也充分地表现出了这场战争引发的邪恶对妇女的残酷。所以无论如何, 妇女都不应该成为战争的发起者。

然而遗憾的是, 近20 年来在著名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巴尔干地区危机中起主要作用的都有女性。那么是否玛格丽特·撒切尔、马德琳·奥尔布莱特是女性, 这些战争的罪错就应归咎于妇女? 我想,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战争是男权社会的产物, 是男权社会追求和实现其价值体系的最后手段。本文所说的男权社会当然不仅仅是指以父权、夫权为实际统治基础的社会。那个赤裸裸的男人统治女人的社会至少在部分制度上和法律上已经成了过去。但是, 那个社会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成为过去, 它仍然主导着社会对一个人, 对一个阶级抑或是阶层, 甚至于对一个国家的价值评价。这个价值体系就是父权制社会以来所建立并加以倡导的, 在铁血政治中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 在人性上对实现支配欲和占有欲的追求。本文所指的“男权社会”, 是以这一价值体系占社会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并影响社会存在来定义的。

何以认定这一价值体系就是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呢? 哲学家李泽厚有这样一段叙述,“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大概相对说来比较和平安定, 其巫术礼仪、原始图腾及其图像化的符号形象也如此。”“你看那种形态的鱼, 那奔跑的狗, 那爬行的蜥蜴, 那拙钝的鸟和蛙,特别是那陶盆里的人面含鱼的形象,”“恰好是这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氛围的反照。”“这里还没有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 而是生动、活泼、纯朴和天真, 是一派生气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但是, “为了摆脱动物状态, 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 几乎是动物般的手段,”“战争就是这种最野蛮的手段之一”。“大规模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合并战争, 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经常的屠杀、俘获、掠夺、奴役、压迫和剥削。”“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 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奴隶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荣和骄傲。”这一时期巫术礼仪和图腾的符号是巫师们想象和编造出来的狰狞、可怖的饕餮纹。征服者希望这些饕餮纹“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 表示出这个初生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① 为此, 从意识形态上看, 我们或许不能否认, 这就是父权制(或称男权) 社会价值体系的最初形式。虽然它带有浓厚的原始气氛, 但是已经不难看出其对权力和财富的热烈追求, 对支配和占有这个世界的热烈追求。

从那个时候起, 这个价值体系就开始主导了社会对一个人或人生, 对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乃至对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虽经数千年风云变幻, 仍未改变它对人类价值观的主导作用。撒切尔夫人和奥尔布莱特只不过是在现代社会为她们的国家实现占有和支配, 至少是支配这个世界的价值的过程中, 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至。诚然, 她们是女性, 然而在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中登上权力的宝座, 不能没有男性的甚至于超过男性的强悍。这不是女性的错, 至少不能让女性为她们主宰世界的强悍承当全部过错。但是, 她们毕竟是女性, 对她们发动的这些可怖的现代战争, 妇女们应该做更深刻的思考。这种典型的由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孕育出来的女性参政, 是世界妇女运动所倡导的妇女参政吗? 她们的参政对改善妇女现存的生存生活状况有多少实际意义。

二、藩篱中的妇女参政

从1866 年英国妇女第一次提出妇女选举权, 1869 年美国妇女正式提出“妇女参政”口号开始到现在, 妇女要求参政的历史已经走过了130 多年。与那时候相比, 无论是妇女参政的人数还是参政的涉及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看到妇女们在国际、国内政坛上活跃的身影, 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认为, 这是数百年来的妇女运动最值得骄傲的成果。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参政妇女加上富有的女性, 即便是再加上知识女性——这些女性精英, 她们在妇女总人数中占多大的比重? 而且她们是否关注妇女。在她们的心目中, 妇女的生活、生存状况占多大的位置, 她们的行为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的生活、生存状况。并不是女性的性别就可以决定她一定具有关心妇女命运的自觉性的。实际上在参政女性或说在女性精英中, 妇女不关心妇女, 妇女不屑于妇女, 妇女反对妇女, 妇女把痛苦强加给妇女的事情并不鲜见。当然,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促成的科索沃战争是最集中的体现。

从1999 年1 月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在美国形成议题开始, 到北约的飞机和导弹把一个因处理内部事务不合其意的主权国家变成一片焦土的时候, 人们的目光常常聚集在一个活跃在北约和北约盟国之间的女性身上。她, 就是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正是她历时两个月的游说蛊惑, 才使得北约——这个大国和强国的联盟自冷战以来对主权国家的武力干涉由设想变成了现实。有人甚至称这场战争是奥尔布莱特战争。当然也有人替她开脱, 说她是替罪的羔羊。但是在3 年前, 是她极尽霸道之能事, 坚决维护自己职权的独立性, 对美国决定空袭波黑说“不”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 她说: “我会让布特罗斯认为我是他的朋友, 然后我会打断他的双腿”, 把联合国控制在股掌之间。② 双重标准的“人权高于主权”是她高扬的新干涉主义的大旗。“这是一场马德琳战争吗? 她回答说: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我的战争。不过, 我认为, 我们做的是对的, 我对我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③ 她确实不能推卸这样的责任, 是她和她的政治伙伴们, 把战争强加给了主权国家南联盟, 把痛苦强加给了千千万万南联盟的妇女。她们在炮火下在难民营中生孩子, 在爆炸声中丧失了丈夫、孩子乃至于自己的生命。虽然奥尔布赖特可能是在不自觉中将痛苦降临到了南联盟妇女身上。但这毕竟是女性参政的悲剧。

然而妇女将痛苦降临到妇女身上还不仅仅指将战争的痛苦降临到妇女身上。江西崇义县女子胡雪梅数次被强奸, 但因其害怕18 岁第一次被强奸后所遭受有种种凌辱再现, 没敢告发。当她终于鼓足勇气告发最后一次被强奸的事实的时候, 更大的厄运降临到了她的头上。她不仅被询问了所有的性经历, 并由此被认定不是强奸, 而是勾搭成奸。在认定是否强奸的过程中, 一位女检察官竟然说, 女人不同意, 怎么会有那样的事情。由于我们的法律和司法程序在对强奸罪的认定上, 还囿于男权社会妇女节烈观的思维模式, 诸如此类推论在司法部门确实时有发生。但是作为参政妇女——女检察官, 即便是跳不出这个思维模式, 也不应该用这种纯属男权社会的妇女节烈观的推论给告发强奸罪的妇女平添不尽的痛苦。无怪胡雪梅说出了一句无奈的话: 你也是个女人啊! ① 这是女人对女人的无奈。就为这到底是强奸还是勾搭成奸讨个说法, 胡雪梅失去了曾经理解同情她的丈夫, 失去了家庭, 流落他乡。我们是否做过这样的调查: 被强奸妇女的数量, 妇女告发被强奸的数量, 被认定强奸并被定罪量刑的数量。最后我们会发现, 这几个数量的比例一定是非常惊人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调查,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脱被强奸妇女承认被强奸后所要承担的痛苦和压力。而施加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压力的往往是妇女——有权用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认定事实、判断是非的妇女。

然而囿于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妇女参政的悲剧还不仅仅于此。人类延续不能离开两种生产: 社会物质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然而这两种生产却没有得到平等的地位。笔者曾参加某省政府关于实施《妇女发展规划》、《儿童发展“八五”规划、十年规划》的检查工作, 在检查中笔者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 妇女承担了人类人口生产, 包括解决社会人口问题以及为家族家庭传宗接代的全部责任和痛苦: 生育、节育(包括流产、引产)、绝育、游击超生、多胎生育, 有的妇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甚至刚刚出世就被扼杀等等, 但她们却没有相应的权利, 至少缺乏在法律规定(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 范围内的生育的决定权, 更妄谈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时候, 为了弥补男尊女卑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 她们还要被拐卖到陌生的地方给素不相识的男人做妻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男女比例失调只是妇女被拐卖的重要原因之一, 限于篇幅, 不赘述)。这是极不公平的, 由性别差异引起的不公。而且,在妇女参政人数和水平都有提高的今天, 这种不公平显得尤为突出。对于这些默默承受了痛苦的妇女, 虽然我们有时候可以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但是要求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或者刚刚脱盲的妇女具备自我解放的觉悟和能力是不现实的。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无数农村妇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地位低下的生育机器的命运。全国妇联主席彭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主席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时说: “没有农村妇女的解放, 就没有全国妇女的解放。”② 是的, 无论是否承认, 妇女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然而,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仅有妇联的努力是不够的。妇女运动的理论和历史告诉我们, 改善妇女的整体地位, 不能没有妇女参政, 特别是对于贫穷、落后、辛劳、地位地下, 受侮辱受压迫的妇女, 她们更需要细致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引导和支援。而能影响制定这类政策的,除了妇女组织外, 最直接的就是参政妇女了。但是并非参政妇女就一定关心妇女。曾有不少妇联的同志与笔者谈她们的工作和工作的困难与困惑, 其中困惑之一, 是一些女性领导(包括女性精英) 比男性领导更加不屑于妇女, 这类女性往往把妇女问题看成是不屑于理会的婆婆妈妈的事情。最近笔者参加了一次征求对妇女工作意见的会议, 在会上, 一些被指定发言的女性领导兼专家几乎都用了这样的开场白, “我不是搞妇女问题研究的, 不太了解情况,”虽然这只是下意识地表达事实的一句话, 但如果这些话都是真实的, 这一现象却不能不很遗憾地表明了这些女性缺乏主动思考妇女问题的主体意识和时刻关怀女性命运的群体意识。

关注妇女命运是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运动的初衷。但是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意识到, 妇女参政的结果可能与当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亦即是说, 在参政妇女取得成就的地方, 妇女并不因此得益。不可否认, 一个成功的参政妇女(或称女性政治家) , 往往是一个通过自身努力,让人淡化了性别特征的妇女。在这种情况下, 要求她们自觉地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奋斗是比较困难的。但是, 如果没有妇女整体地位的提高, 也不会有参政妇女应有的地位, 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于这一点, 相信参政妇女会有自己深切的感受。反思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 今天的妇女应该有智慧换一个价值体系, 换一种思维, 从而把握妇女独立、平等、和平的发展方向。

三、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

我们不应该否认, 在父权、夫权的统治下, 女性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地位不是没有努力过。包括裹小脚, 在那年月, 女人的小脚是能否嫁得出去, 能否足不出户被人供养, 能否过上上层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 包括生男孩, 即便是在今天, 能否生男孩仍是许多妇女改变其家庭地位的关键之所在; 包括前面所述, 用尽心智, 大权在握的强权女性。然而遗憾的是, 尽管一代代地努力, 女人终究没有因此改变其卑微的地位。为什么? 没有属于自己的思维。男人想把玩一种被虐的“美”, 女人们便自残天足, 助纣为虐; 男人们希望父系家族香火不断,女人们便忙不迭充当生育机器。没有独立的价值体系不会有独立的思维, 没有独立的思维就不会有独立的人格。对妇女而言, 以丧失妇女自己或整体利益和人格为基础所做的一切为改变其卑微地位的努力, 得到的都将是一个荒唐而悲凉的结局。优秀的参政妇女对此都应该有所警醒。

妇女的独立是男女平等的必要前提。但是必须认识的是: 独立是艰辛的。因为独立是摆脱控制和依附, 但却不是为所欲为。而且独立还不仅仅是摆脱控制, 更重要的是摆脱依附——对男权社会价值体系, 即把能够支配权力与财富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观念的依附, 对坐享其成生活的依附。例如, 女人自残天足历经数个朝代, 包括清初和国民革命的禁止缠足令、禁止缠足运动而不衰, 无可否认地还有女人自己的原因, 这就是对能够过坐享其成生活的跨越千年的依附和期盼。经济独立是妇女独立的最起码的条件, 争取平等的妇女应该能够承担起独立的艰辛。然而对于妇女来说, 仅有经济独立是不够的, 还应有心理的独立。而支持妇女心理独立的是超越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但却不仅仅属于女性的思维。那么, 如何超越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 笔者认为, 在今天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 追求权利比追求权力更重要

权力, 属于政治范畴, 它追求的是统治与服从。妇女能与男性分享权力, 不能不是一种进步的社会转变, 使妇女摆脱对封建男权的从属地位, 走向平等过程中的一种转变。但它毕竟是以一部分人支配和强迫另一部分人服从为前提的, 其极端发展与追求平等的目标相距甚远。譬如科索沃战争。作为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人们应该有这样的清醒: 在这个世界上, 权力和金钱不是唯二的。更何况妇女参政指数只是男女平等(或曰妇女人权) 指数之一。权利, 属于法律范畴, 它追求的是平等。每个人都应拥有的权利的平等, 权利与义务的平等。

只是在过去既定的权利中, 一切制度观念都是由男性为我们想好的, 充斥着男权主义的价值取向, 从而缺乏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的充分理解。而当妇女真正认识了自己以后, 就应大胆地追求, 追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参政妇女(包括妇女精英) 更应该支持和参与这些追求。根据目前情况, 妇女应该追求三项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 女性的生命权、生育的决定权和性权利。

关于女性的生命权。根据我们的调查, 在南方一些地方, 至今仍存在着溺弃女婴的现象,这是男尊女卑观念的极端体现, 是对女性生命的严重侵害。虽然被溺弃的女婴无言以对, 但是这种行为却代表着一种势力对女性生命的无视。如果女性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都可以无视, 那么她们还有什么权利不能无视呢? 我们国家有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儿童权益保障法, 这些法律都有关于严禁溺弃女婴的规定。参政妇女有责任呼吁全社会尊重女性的生命权, 把这些法律规定变成现实。

关于生育的决定权。如前所述, 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承担了人类人口生产, 包括解决社会人口问题的全部责任, 但是她们却没有生育的决定权。这是妇女承担义务与享有权利的不平等。1994 年, 联合国人口大会决定, 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妇女争取生育权。与此同时, 笔者也注意到了新修改的“婚姻家庭法”规定了已婚妇女的生育权不受侵犯。这是中国几千年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妇女的生育权。只是为了使妇女早日拥有这项权利, 参政妇女应与全体妇女一道敦促新修改的“婚姻家庭法”尽快出台。

关于性权利。1998 年10 月9 日—11 月6 日《中国妇女报》周末版, 根据四川省眉山县“天涯夜总会”服务小姐唐胜利以跳楼方式反抗恶老板逼迫其卖淫的事件, 开展了“女性该用什么捍卫尊严”的讨论。在讨论中, 人们注重对贞操观的抨击, 对跳楼方式的否定, 对女性素质的要求, 但却淡化了女性对自身性权利的拥有。好像唐胜利的反抗倒有诸多不是。在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中, 妇女的性权利属于贞操、属于尊严、属于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要求, 唯独很难属于自己。如前所述的胡雪梅被强奸案, 胡雪梅告发被强奸后, 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就说明了女性拥有性权利的种种条件: 纯洁的性经历、拼死的反抗、每次被强奸都必须告发等等, 这些条件已经苛刻、细致到了不近情理。实际上, 妇女的性权利与人的其他权利一样,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管她是为了守住贞操也罢, 为了维护尊严也罢, 她的素质低下也罢, 甚至于她的性经历不移纯洁也罢, 她都有支配自己性权利的意志。只要她不同意, 谁也不能随意占有。在性权利问题上, 无条件尊重女性的意志,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和尚动得, 我动不得?”的阿Q 式思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二) 为妇女的自由选择创造条件

此间专谈妇女能否“回家”, 怎样“回家”。

一些男性对妇女上班总是耿耿于怀, 他们时不时地作悲天悯人状, 大包大揽地要养活女人, 让女人回家, 以至于又来了一场关于“女性回家”的论战。实际上妇女回不回家并不可怕。无庸讳言, 妇女本身确有回家的情结。譬如“不少女性朋友都表示, 如果条件允许, 本人愿意回家。”① 但是, “让男人留岗, 女人回家”与妇女“愿意回家”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件事情。前者充满了男人安排女人的男权主义的专制, 更何况这类回家还预示着妇女的又一番承重。如前所述, 妇女已经无言地承担起了人口过剩的重担, 难道劳动力过剩的重担还要她们承担吗? 然而后者则是妇女的自由选择。

妇女能够选择回家, 不仅仅说明家庭有她们的地位, 还说明社会有家庭妇女的地位。譬如, 女性对“丈夫外出工作, 妻子守家”的态度, 菲律宾妇女45. 5% 表示赞成, 而中国妇女只有5. 6% 表示赞成。① 在表中出现的日本、菲律宾、美国、英国、德国、瑞典、中国几个国家中, 菲律宾的赞成率最高。按照既定的思维, 或许有人会认为, 菲律宾妇女对“丈夫外出工作, 妻子守家”的赞成率高是菲律宾妇女对妇女解放缺乏认识。其实, 这是由菲律宾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决定的。“菲律宾盛行的婚姻习俗是双系亲属制, 即男女双方父母都视儿女及其配偶为自己亲属组织成员平待对待, 无内外之分, 新婚夫妇与哪一方父母居住没有任何限制,主要考虑哪家父母的帮助更有利于小家庭。”② 这一习俗决定了菲律宾妇女的家庭地位。更重要的是菲律宾妇女无论是选择在家还是选择外出工作, 都不会受到歧视。最突出的例子是, 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 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家庭妇女科拉松·阿基诺可以被选为实权在握的总统, 并创造出了不菲的政绩, 特别是给菲律宾留下了和平、民主的财富。这种典型的家庭妇女任总统的例子, 除了东南亚, 在其他地区和国家是很难想象的。为了每一个妇女都能有很高的家庭地位, 和每一个家庭妇女都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真希望有一天妇女们都能自由地选择回家。

(三) 提高已婚妇女的地位

在中国以往的妇女运动中, 更加注重的是解放未婚妇女和希望改变婚姻状况的妇女, 诸如恋爱自由, 婚姻自主。诚然, 在过去的父权制社会里, 已婚妇女往往是父权、夫权专制的帮凶, 溺弃女婴、裹小脚、包办婚姻等等几乎都由她们唱主角。连最怜惜女性的贾宝玉都讨厌一结了婚就变混浊了的已婚妇女。然而, 已婚妇女的帮凶角色是其地位低下和妄图改变低下地位的悲剧性选择。轻视已婚妇女, 把她们当成几乎愚不可及, 百无一用的累赘, 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 甚至是在现在, 包括她们的孩子都可以无视她们所做的一切。诸如顾及家庭的“贤妻良母”缺乏独立的人格, 失去了自我; 奋斗的“女强人”不顾家, 失去了女性的温柔等等训导, 更是不绝于耳。真是应了中国封建时期的一句老话,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怎么做都是你的错, 以至于为人妻母的已婚妇女左右为难, 无所适从, 以至于许多中国的现代女性们往往把家庭视为畏途。已婚是妇女做妻子做母亲的前提, 而做妻子做母亲不仅是绝大多数妇女必然的人生经历, 也是妇女为人类为社会付出心血和努力最多的阶段。没有她们的地位的提高, 也就妄谈全体妇女地位的提高。

提高已婚妇女的地位, 首要地是提高家庭劳动的地位。这是妇女解放——从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必须为之奋斗的任务, 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 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参政是转变妇女地位的必经程序, 超越这一价值体系, 与男性同胞一道创造平等的境界和人类和谐发展的环境才是妇女参政的最终目的。世界妇女运动需要加倍的努力, 参政的妇女们需要加倍努力。

注释:

① 作者读过刘慧英的一本书《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 觉得“藩篱”这一词组用得非常生动贴切, 故此借用这一词, 用以表示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4 月出版。

①参见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邵云环《在血与火中的所见所闻》, 《参考消息》, 1999 年4 月27 日。

② 参见吴小龙《逃离战火又陷火坑》, 《中国妇女报》, 1999 年6 月2 日。

①李泽厚, 《美的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7 月新1 版, 第19 页至47 页。

②参见1999 年5 月24 日(美)《纽约时报》对加利所著的《未被征服: 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故事》的书评。

③ 沃尔特·伊萨克森, 《马德琳·奥尔布莱特的战争》, (美) 《时代》周刊, 1999 年5 月17 日一期。

①参见《寒梅苦争春》, 《南方周末》, 1996 年11 月8 日- 12 月20 日连载。

② 《中国妇女报》, 1999 年5 月20 日。

① 钟朋荣, 《男人留岗女人回家》, 《中国妇女报》, 1999 年6 月11 日周末版。

①转引自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 第249 页, 表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12 月第1 版。

② 孙小迎, 《东南亚妇女》, 第20 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6 月第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