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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民主巩固理论:西方民主化研究的演进逻辑
2014年08月30日 | 作者:王菁 | 来源:教学与研究 | 【打印】【关闭

 一、引 言

随着西班牙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崩溃,韩国、菲律宾等威权政体的转型,民主化的浪潮由南欧向拉丁美洲延续,然后扩展到东亚的许多地方,接着又在俄国和东欧爆发,并冲击着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这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成为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高呼自由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完美境界和终极状态,然而,历史并不如福山所预测的那样向乐观方向发展。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秘鲁民主质量不断恶化;亚洲的菲律宾受到寡头精英的钳制,民主程度很难提升;泰国则在军人政变和文人政府之间反复徘徊,而且最近围绕他信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的阶级对立已经严重影响了政体的稳定,民主实质上已经倒退了;在中东欧,俄罗斯在普京“主权民主”的一系列控制政策下已经朝威权政体方向发展;发生了颜色革命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体制仍然只是政治精英博弈的抉择,是非常不稳定的,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的严重骚乱即是例证;大中东地区的埃及、约旦、阿富汗、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家虽然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但是都是脆弱的。

那么,为何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难以存续,如何巩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提高它们的民主质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即民主巩固理论。民主巩固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理论家和地区政治专家,他们根据各国民主化的发展和已有的民主理论形成民主巩固问题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型,用于解析新兴民主国家民主转型后出现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因此,民主巩固理论作为经验性的政治理论,是解释世界政治变迁的分析工具,是比较政治学的元理论。依据民主巩固理论,能够看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道路的崎岖与艰难,也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

国内对民主巩固理论的关注开始于21世纪初,部分学者对民主巩固的概念、路径、条件和测量作了介绍和评述。然而,这些研究成果极少涉及民主巩固理论本身的逻辑发展,即为何民主巩固理论会兴起,与民主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和民主转型等相关理论有何继承与联系,民主巩固理论未来发展趋势又如何。事实上,政治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政治理论的发展中可以把握理论产生的动力、核心主题、发展趋势,从而有利于对理论本身的评价和应用。本文将对民主巩固理论的发展逻辑进行综述与评析。

二、民主化研究的理论发展

民主化指朝向民主路程的政治变迁。最初,西方学者所指谓的民主化主要是西方世界的民主进程,比如达尔所描述的民主化历史演变包括:一是由霸权政治和竞争性寡头政治向近似多头政治的演变,这是19世纪西方世界所发生的过程;二是由近似多头政治向完全多头政治的演变,这是19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欧洲所发生的;三是完全多头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这可以追溯到后民主福利国家的迅速发展,并在60年代中期再次复兴。后来亨廷顿总结了整个世界民主变迁,提出了民主化的“三波”:第一波是19世纪初的民主化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约30个国家取得了胜利;第二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短波使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到30个以上;第三波,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浪潮更快,规模上超过了前两波。民主化通常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摆脱权威政权与建构民主政权,具体来说,是四个阶段:第一,公民在心理上无条件地接受代表他们的政治团体;第二,国家共同体开始历经准备阶段,非民主政权开始崩溃;第三,决定阶段,政治精英有计划地决定达成共识,使某些民主程序重要层面加以制度化;第四,转型的巩固阶段,民主制度与习惯都根深蒂固于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因此,民主巩固实际上是民主化的一个阶段。从理论的历史溯源来看,民主巩固问题的探讨也是民主化理论的一部分。

(一)政治发展理论中的民主化

政治发展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由发展研究项目直接促动和引发的。从理论基础看,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对政治发展研究都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活跃期,当时的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道路普遍持有乐观主义态度,他们“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利普塞特指出,民主就是“一种提供法定机会可定期更换施政官员的政治体制,以及由居民中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对竞选政治职位者的选择来影响重大决定的一种社会机制”,民主秩序的条件包括经济发展,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政治制度,以及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的路径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种观点的核心议题是经由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的发展,而政治民主的进步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政治民主化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发展的每个阶段起源于先前的阶段,并孕育着下一个阶段。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出现严重挫折,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模式给许多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进步与发展,而是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贫富悬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应对由人们迫切的政治参政期望所带来的政治集权与分权、经济增长同分配之间的冲突,许多民主政体崩溃,被威权政权所取代。那些一度被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认为应该被替代的传统制度在现代社会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顺应现代化的潮流再次回潮。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和失真,促使学者们开始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一部分政治学者将研究中心转向政治制度、民主崩溃与稳定、国家能力、公民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上。如果说前一阶段民主化问题只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并没有重视民主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制度设计;那么从70年代开始,政治制度在政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得到重塑,民主化研究也初具规模。

首先是以政治制度的结构变化解释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反对政治发展的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政治的发展可能朝向稳定的方向,亦可朝向不稳定的方向;可能朝向政治逐渐平等的方向,亦可朝向政治不平等的方向;可能朝向国家能力增强的方向,亦可朝向国家能力削弱的方向。政治的发展,主要不是由国际国内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力量单独影响,而是被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治理念的力量影响。”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首要步骤,应当建立起具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保证建立和维持必要的公共秩序。吉列尔莫·奥康奈的《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发现,更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等于更大的政治多元化,但是并非是更大可能的政治民主,他指出巴西和阿根廷都属于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但是它们的政治发展却朝向了“官僚威权主义”。

第二,重视政治制度的宪政设计,认为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有利于民主问题的解决。利普哈特认为政治机构是许多社会实现民主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因为社会分裂问题不会消失,而民主不可能建立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之上,联盟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机构设计方式减轻冲突,各民族和部落就可以逐步接受民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第三,开始研究民主失败的原因。林茨和斯泰潘分析了错误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领导人对制度的错误运用可能导致民主的失败。他们摈弃了结构主义的观点,指出政治过程会造成民主的崩溃,某种类型的精英在特定的环境下的反应很可能会导致政权垮台,成问题的政治制度,最好的情况下不能够解决社会经济冲突,最坏的情况下则会恶化或者造成社会经济冲突。

 (二)民主转型理论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波”浪潮滚滚而来,专门研究非民主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民主转型理论兴起,并汇集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奥康奈和施密特主编的《摆脱威权统治的转型》(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Rule)丛书(四卷本)、普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亨廷顿的《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斯迪芬·海哥特与罗伯特·R·考夫曼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等。

民主转型理论主要包括非民主政体的特征、民主转型的原因、民主转型的途径这几大部分。

非民主政体的类型学区分在这个阶段得到进一步完善。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首先将“威权”这个概念用于与民主政治相对意义上的一种政权类型;奥康奈提出官僚威权主义理论,成为70年代以后分析拉丁美洲政治变革最为有效的工具;林茨则系统性地将非民主政体划分为威权主义政体、极权主义政体、后极权主义政体和苏丹制政体。

民主转型的动因则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早期民主化国家的示范效应、外部势力、威权政体自身的结构危机、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和文化与宗教等多重因素。由于研究民主转型的分析路径不同,有的学者侧重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主义因素,有的学者强调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中行为者的竞争和冲突。民主转型的途径则主要是根据推动转型的行为者(威权精英、反对阵营)、转型过程的速度(采取渐进还是迅速)、转型策略(协商、对抗或是两者兼有)、非民主政权精英的态度(完全赞同、部分保留还是坚决反对)进行分类的。亨廷顿将转型途径分为变革、置换和移转三种;林茨将民主转型区分为六种: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战争失败引起民主力量要求选举或者外部力量监督植入民主政体,非当权者发起转型,军队自身要求“军政府”放弃直接统治,当权者发起的转型,支持非民主政权的外部霸权的撤离引起的转型。

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也是民主转型理论的重要议题。通常学者们都将竞争性选举的举行,经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并组成立法与司法机关作为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

(三)民主巩固理论

当一些国家民主转型完成后,人们很快将目光从如何转型转变为如何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恰如民主巩固理论重要研究学者戴蒙德所说“如果要逃避历史的命运,避免第三波的回潮,在未来岁月的当务之急就是巩固那些在第三波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

 1985年12月在巴西的圣保罗,由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圣母大学的海伦·凯洛格国际研究所共同召开了主题为“当代拉美国家民主巩固中的困境与机会”研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民主巩固的概念和转型后政体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87年在圣母大学再次召开了主题为“拉美和南欧民主巩固中的问题”研讨会。1990年由普拉特纳与戴蒙德担任主编的《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创刊,这份季刊主要刊载研究政体特质和政体变迁的文章,因而也成为民主巩固理论的重要期刊。此后,关于民主巩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民主转型后国家如何实现稳定民主的问题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民主化研究从“转型学”(Transitology)逐渐过渡到“巩固学”(Consolidology)。民主巩固理论开始成为民主化研究的重要部分,包括民主巩固概念的界定与反思,民主巩固的前提和条件,巩固的过程与模式,民主巩固程度的测量等内容。

在民主巩固概念方面,由于“民主”含义的多样性,“民主巩固”也呈现出多样的定义方式:(1)程序式定义:建立有效运作的民主规则即是民主政治的巩固; (2)实质式定义:民主巩固的内涵并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的维持,而是民主制度所引导的政治行为者的准则与规范的巩固,包括宪政机制、表达机制、行为与支持民主的市民文化的巩固; (3)过程式定义:巩固是取得广泛而深刻的合法性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结构与规则的调适与凝固的过程。也有学者不拘泥于上述三种方式,将民主巩固概念区分为消极与积极两个层面,普里德汉姆(Georffrey Pridham)指出:消极的巩固包括任何转型阶段所遗留问题的解决;积极巩固将强调的重点放在态度上,并特别指包含精英与大众两者对民主价值的坚定信念。

民主巩固的条件是民主巩固理论的核心论题。简单地说,民主巩固涉及以下十几个方面:宪政结构的设计,立法机关和法院的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民主合法性和有效性,政治领袖的行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适度的不平等,市民社会的发展,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政党和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军队,政治文化,国际因素等。其中,国家统一、政治自由化、经济发展是民主巩固的前提;其他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民主巩固的制度建立问题,包括宪政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的设计,行政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第二,民主巩固的行为因素,包括政治精英,如政治领导人、政党、利益集团、军队与社团领袖在重大政治事件上的作为是否遵循民主的规则,也包括大众的政治行为是否对民主政体有正面反馈作用;第三,民主巩固的文化因素,即政治精英和民众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是民主政体存续与否的关键。

“第三波”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大多蜿蜒曲折,因为这些国家通常面临着民族—国家构建、现代化发展与民主制度制度化并向社会扩展的多重任务,而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通常不高。除东欧(波兰、匈牙利)、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少数几个国家已经走上民主巩固的顺利发展道路,其他国家的民主巩固历程仍然艰难,且呈现出与西方“多数民主”、“共识民主”不同的民主模式,如拉丁美洲的“委任制民主”模式、中东欧的“低度均衡”民主模式等。

民主巩固的测量研究既有从政权轮替、经济水平、时期上的经验论证,也有具体的测量指数,包括塔图·范汉伦(Tatu Vanhanen)拟定的“民主指数”;“自由之家”制定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等级,不仅由民主的指标组成而且它成为这方面的判定标准;世界银行(Kaufman)对“表达和责任感”以及“法治”的数据进行了汇编,并且增加了“违反基本人权”(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指数;另一个衡量标准是“贝塔斯曼改革指数”(BertelsmannTransformation Index),试图增加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指标。

总的来说,民主巩固理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主要是对民主转型时期和转型后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民主巩固”这一概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的著作开始反思“民主巩固”概念,并且更加细致地谈论民主巩固的条件;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到现在,学者们侧重研究提高民主治理水平和民主巩固的评估。

三、理论的继承与变迁的动力

对民主政体和其他形态政治体系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19世纪开始,民主政体陆续在北欧、北美、澳大利亚扎根,但是在拉美、南欧、中东欧的尝试仍然不是那么成功。二战后,民主政体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重新恢复,亚洲、非洲和中东的一些新兴国家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此时,关于民主政体变迁的研究主要是纳入在政治发展研究的领域内,随着发展中国家一系列的军事政变扼杀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一部分学者集中研究“民主的危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欧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再一次燃起了理论家对民主化问题的研究热情,此阶段的研究重心主要是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原因、途径与过程,构成了民主转型理论。20世纪90年代,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成为西方式的成熟的民主国家,而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于是,新兴民主国家民主体制的完善与巩固成为民主化研究的热点,形成了民主巩固理论。因此,民主化问题的研究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产生了新的理论———民主转型理论、民主巩固理论,而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民主巩固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它们具有强烈的继承性。

(一)理论继承性

这种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研究主题相同或相似,二是研究途径或研究工具类似,三是研究目的一致。

第一,研究主题相似。

在政治发展理论中,政治民主制度的稳定、民主制度的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民主制度崩溃的原因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民主转型理论的焦点是民主转型这一关键时段,为何非民主政体会发生转型、转型的途径和过程成为研究的重心;然而,在分析非民主政体内部的结构和非民主政体治理失效时,学者们常常会将非民主政体和民主政体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作横向比较,而且经济危机也是解释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民主巩固理论则是站在前面两个理论的肩膀上,进一步充实和扩展了民主政体的研究内容:第一,民主巩固的条件既包括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完善,也包括政治行为者在政治行动上和心理上的支持。第二,仍然关注经济发展与民主稳固的关系,且注重研究经济结构、经济改革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同时,注重社会阶层、宗教文化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第三,注重对民主制度崩溃的研究,民主巩固理论相较于政治发展理论更加客观和中立,祛除了悲观失望的研究心态,不再将民主制度失效视为理论的失败。第四,在民主制度的评估方面,吸收了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体系评估的原则,也借鉴了政治转型的评判标准。

第二,研究途径的综合。

研究途径指“用来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它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结构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程序,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中”。

在政治发展理论时期,现代化研究途径和结构主义研究途径是主要的研究模式,现代化研究途径主要是通过大量的量化数据材料检验经济发展等现代化因素与政治民主发展的相关性,结构主义研究途径则是通过在历史变迁的长期过程中发现权力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民主化的产生。民主转型理论中,学者们大量使用理性选择研究途径和精英策略微观分析途径研究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同时,也采用结构主义研究途径解释推动民主转型的宏观因素。民主巩固理论既集中了现代化研究途径、结构主义研究途径等宏观研究模式的理论成果,也兼有对理性选择研究途径和政治转型研究途径等微观研究模式的应用,另外,还进一步注意吸收政治学理论的后起之秀———政治过程研究途径和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

第三,研究目的的一贯性。

无论是政治发展理论、民主转型理论和民主巩固理论都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作为本质目的的。西方学者们在研究民主化问题时,不自觉地都会将西方民主作为理想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需以此为目标,因此,无论是政治发展、民主转型还是民主巩固的判定标准都是以美国式的代议民主作为标杆,忽视了政治运作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理论变迁的动力

虽然政治发展理论、民主转型理论和民主巩固理论具有理论上的继承性,但是作为不同的理论,它们肯定有显著的差异,否则理论上的变迁也是不必要的。那么,为何旧的理论会沉寂;旧理论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政治理论变迁的动力又是什么?

我们从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解释力下降与失真是理论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政治发展理论的低迷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于前一阶段丰富的政治发展研究成果已经从宏观上建立了发展理论,后来的学者只能在这些已有理论中做补充性的修补工作,或者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事实上,政治发展理论无法解释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崩溃、向威权政权回潮的事实,于是,政治发展目标也由民主政治转为政治稳定。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波”浪潮推动了民主转型理论的兴起,而随着80年代中期开始层出不穷的转型后问题使得仅仅以“转型”为研究中心的转型理论遇到瓶颈。对于民主化而言,转型不过是民主旅程的开始,接下来的巩固问题才是长期的持续的挑战。尽管在解释民主巩固问题时,也会运用民主转型理论,但这只是其中的历史性解释因素之一,并不是主要的解释范式。

其次,研究途径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理论的变迁。政治发展理论所采用的现代化研究途径和结构主义研究途径都是宏观研究方式,即过于宏观、概述,难以描述具体情境,且容易陷入决定论的窠臼。这也决定了政治发展理论的系统性和功能性特征;同时,理论欠缺丰富性,政治变迁不仅关乎结构性条件,而且往往是相关行动者特定抉择的结果,于是,精英策略为中心的转型研究途径成为后起之秀,进一步加强了民主转型理论的理论地位。显然,这种转型途径缺乏系统性,很难作为理论框架分析长期的政治变迁过程和广阔的国家社会政治舞台。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和政治过程研究途径逐步充实了民主化的研究队伍,新一代民主化研究者对研究途径既有所侧重也兼收并蓄,于是,在民主巩固理论中,这些研究途径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也使民主巩固理论具有综合性、丰富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特征。从这一方面来看,民主巩固理论不会因为研究途径的缺陷而有所限制,阻碍理论的发展。

因此,理论的变迁主要是理论所依赖的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最初理论兴起用于解释的政治事实已经消失或有了质变,致使解释力很强的理论发生解释失效的现象,于是,新的理论成为学界的新宠,旧有理论开始沉寂。但是,当政治世界重蹈覆辙,旧有理论可能又会重新焕发新的生机,现代化理论在21世纪后又再次受到重视即是例证之一。同时,研究途径会主导理论的主要特征,限制理论的解释力,不过,这主要受到当时政治理论界的主流分析方式所影响。当然,是理论的研究主旨选择了某种或某些研究途径,还是主体研究途径限制了理论的视野,这本身也会是理论发展逻辑的另一个主题。

四、理论之展望

政治理论应该对它本身的发展史保持更高的敏感度,并且善于利用资源了解及批判性地评估现存的政治现实,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建立起与政治科学之间的桥梁,才能避免陷入理论危机。政治理论事实上兼具解释性与规范性的功能,并同时能对政治制度、事件、行动等进行解释与评估。民主巩固理论即是这样的政治理论,既能解释政治世界,提供与政治制度相关的理论性分析;同时,也能对民主生活作出评估,其中自然包含了对民主价值的反思与重塑。

民主化研究自政治发展理论,经由民主转型理论,到近来的民主巩固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主化研究体系。民主巩固理论延续了之前相关理论的中心主题,同时适应世界政治变迁在核心问题上有所变化;另外,在研究路径上,也综合了多种方法,扩展了研究视野。然而,民主巩固理论也受到许多批评,包括“民主巩固”概念始终无法统一,带有典型的西方式民主的目的论倾向,案例与内容太多难以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民主巩固的衡量指标难以避免偏见。这些理论局限共同指向民主巩固理论的一个致命性缺陷———对实践缺乏有效的指导意义。理论上的不足限制了民主巩固理论对现实民主政治改进的说服力,民主巩固理论需要更加细致和精确。于是,民主巩固理论研究者把焦点转向对“民主质量”的研究上,试图从提供民主程度和民主治理水平的角度突破“巩固”的局限。这是民主巩固理论进一步的扩展,能够摆脱新兴民主政体是否巩固这一理论掣肘,使巩固问题与提高民主水平问题相互补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巩固理论原有的理论缺陷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种理论转向实质上并不利于理论本身的完善。

若从民主化问题研究的发展史来看,民主巩固理论并不会在短期内沉寂,因为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巩固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尽管许多“第三波”国家已经出现了民主倒退,或呈现出非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但是,这些民主危机也是民主巩固的另一面,同样属于民主巩固研究的范畴。当然,由于民主巩固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若无法提高理论上的深度与精确度,欠缺解释力,则可能被其他理论所取代,再一次发生理论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