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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问题的文献综述
2014年08月17日 | 作者:肖 云 邓 睿 | 来源:《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学报》 2014 | 【打印】【关闭

 “农民工涌入城市”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景观。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4亿人,毋庸置疑,农民工群体已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发展浪潮的重要力量。农民工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进入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讨论,而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更是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城市社区服务能否惠及农民工正成为其市民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如何让农民工实现由“城市进入”到“社区融入”的真正转变,便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厘清与界定

(一)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最早见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首次在官方使用了这一提法。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将“农民工”定义为户籍在农村身份还是农民却从事非农产业的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还包括了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郑功成、黄黎若莲(2007)则指出,“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志,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与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民工概念作了多种界定,对农民工仍无明确统一的定义,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我们可得出“农民工”概念的一些基本要点:首先,农民工是身份定位与职业归位相背离的劳动者,由户籍而确认的身份上的农村属性与职业上的城市属性构成了这个群体最为显著的特征;其次,他们在生产领域上实现了由土地到二三产业的空间转换,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最后,城乡之间身份认可问题带来的权利保护弱与权益易受侵犯使得他们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当下农民工群体经历着快速的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词。王春光最早于2001年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并认为其有两层含义(2002):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差别;二是他们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一些学者从代际比较的视角进行定义,简新华、黄琨(2008)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义是对农民工的动态划分,并将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界定为18—27岁。还有一些学者(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进行了概念区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指的是“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与此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1.5代农民工”。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在在政策层面认可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随后全国总工会(2010)的调研报告中明确将其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从事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一定义成为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概念参照。

    (二)社区

社区研究的演进历史悠久,一般认为社区一词肇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所著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我国的社区概念由吴文藻、费孝通等于20世纪三十年代从国外引入。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2001)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丁志铭(2005)指出,社区是一个具备相对完整性的社会功能且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社会,由于人们共享统一的生活环境和社区服务,加上不同程度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联结,居民形成了共同的社区意识与心理认同感。以上的定义中,共同地域可视作一种物理载体,而情感归属则是活跃这一物理载体的文化因子。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将中国城市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也同时强调了社区作为共同体所具有的地域性与社会性。由此可见,农民工融入的城市社区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更是各种社会关系、文化价值、情感习俗、制度规则相互交织起来的微观实体。

    (三)城市社区融入

对“融入”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融入并不是一个移民者发生改变的单向过程,而应是一个包括移民者和非移民者共同发生变化的双向过程;融入是一种个体和群体的现象,包括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融入包括整体性融入和差异性融入,后者就是对主流社会的选择性适应。

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区,一方面是他们进入并融合于城市社区,包括农民工主动适应并融入新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应积极接纳农民工群体,包括城市社区政策上的接纳和城市居民心理上的接受,使双方“捅破”隔膜进行互动,通过共同努力组建新的社区共同体以实现水乳交融。时立荣(2005)、张立军(2006)等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分为经济、社会与心理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层面的融入,标志着城市能够满足农民工的基本生存安全需求;二是社会日常生活的融入,即城市能够满足农民工社会沟通和交往互动的需求;三是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入,经过了前两个层面的融入,农民工在心理上对城市社区产生了认同感、依赖感、归属感及责任感,习得了城市的文化观念,基本上完成了城市社区融入的过程。以层次划分来界定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情况成为学界认可的主流观点。

二、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一)“顶层关怀”: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政策背景

截止到目前,国家政策层面涉及农民工与城市社区关系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个是2006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另一个是同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文件要求“推进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和‘以现居住地为主,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互相配合’的原则,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服务”。2011 年12 月21 日,民政部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就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性政策文件,也是对前两个文件的衔接配套与细化落实。《意见》在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生活的“路线图”,从农民工社区服务管理平台构建、就业服务工作落实、参与自治权利保障、服务管理体系健全、业余文化生活丰富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基本任务。以上这些文件规定的逐步深化与丰富,为农民工融进社区、融入城市提供了可靠的政策支持。

   (二)“多重视角”: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研究现状

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下的特殊“符号”,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进行了研究。

就社区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探讨。时立荣(2005)指出,社区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就是融入了城市,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等方面对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实现渐进式的超越。陈邓海、赵光勇(2012)认为,有效的社区融入不仅体现了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包容,而且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的内涵。

就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渠道和程度进行了探讨。周丽敏(2007)以镶嵌与自主性的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精英与城市社区如何保持良性互动,如何通过非正式途径融入城市社区,并认为农民工与城市社区镶嵌越深,其融入城市的自主性就越高,也就越能与城市社区资源更好整合。郎晓波、俞云(2012)通过对杭州市农民工社区融入现状的实证调研,从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的双向维度考察了两大群体的群际关系,分析了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类型及其特征。席群等(2012)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难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建议从城乡社区互动管理模式出发,增加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从精神层面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刘应君(2010)探讨了农民工的道德融入问题,认为农民工道德层面的社会融入是对城市道德属性的选择性适应,分析了农民工道德融入过程中出现的“社区阻力”,并从社区建设维度探讨了重构农民工道德融入的社区支持网络。王丽霞等(2013)从精神文化的微观层面入手,在对某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调研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文化认同、社区融入和市民化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分别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价值认同和心灵归属,而社区文化活动中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居民逐渐形成的良好人际关系对于他们融入社区和城市意义重大。

就城市社区为农民工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信平、刘建娥(2009)通过对全国5大城市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并结合天津华章里社区的典型个案研究,探讨现有的社区服务体系面临的挑战,围绕社会交往、社区活动、社区选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五个方面,检视我国现阶段农民工社区融入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从中发现社区融入的现实路径。

(三)“难在何处”: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障碍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难在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杜万忠(2008)指出,农民工对城市社区认同感、地域归属感强与对城市居民群体归属感弱的矛盾持续激化,加之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影响以及农民工自身经济条件的先天制约,导致了“融入难”的现状。王艳华(2007)从社会学的视角介入,重点分析了农民工社区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角色认同危机,农民工自身的身份定位不清与城市居民的歧视和冷漠都强化了这种危机。

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区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黄达安(2008)以长春市某社区为个案,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考察当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状况,发现正是基于城乡户籍制所造成的身份分类、利益冲突与文化隔阂,导致主观自我身份认同与客观社会定位都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张利军(2006)、白晓梅(2010)以社区关系与代际差别的视角为着眼点,从户籍制度的根本性钳制、主体间社会互动的运行障碍、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心理隔阂三个层面剖析了融入难问题。侯国凤(2013)从社会工作视域出发,指出排斥性的制度设计及连锁效应使农民工游离于城市边缘,难以实现情感融合;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致使农民工群体行为选择偏好“自我封闭”,难以实现行为融合。景志铮(2007)、姚华平(2007)、罗兴奇(2011)等认为经济条件、社会制度、关系网络、市民心理等方面的社会排斥是农民工社区融入不畅的深层原因。杨慧(2010)则通过城市社区这个载体探究了农民工群体政治参与难的问题,并从内因(自身素质)与外因(经济、制度、文化)两个方面探讨了阻碍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多重因素。

    (四)“走向何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对策探讨

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始终处于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户籍等制度障碍的存在阻碍着农民工市民身份的确立,更影响着其城市社区融入的有效实现。制度层面的“坚冰”最难打破,也最应打破。王桂新等( 2008) 认为应协调多方主体,从推进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革着手,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李强、龙文进( 2009) 指出,政府要在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和增加农民工政治权利等方面继续努力,牢牢把握方向,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日益良好的环境。

从整体层面上的探讨。一些学者将研究视野投向了社会工作的介入与社区支持系统的建构上。刘庆(2011)以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为切入点,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策略做初步探讨。孔娜娜(2012)主张以“认知—服务—参与”三个维度作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的支持系统。孙璐(2009)认为通过在社区构筑失地农民的就业支持平台、生活支持平台和精神支持平台, 可有效促进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刘建娥(2010)基于社区融入的视角来探讨中国乡-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与理论模式,并梳理出移民社区融入的组织化、专业化、政策行动和文化融入四项实践策略。姚秀娟等(2013)主张通过宣传强化、财政投入、资源整合等社区教育措施的推进,尽快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在具体层面上的探讨。王飞(2012)主张通过构建以城市社区为平台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来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与农民工社区融入的共赢。周军(2013)提出通过技能教育和心理教育并举以消除经济与心理障碍、注重适应性教育以促进社会融入、积极开展社区法制教育以帮助其维权与预防犯罪,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刘小年(2010)认为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使其融入社区治理机制之中,需遵循渐进发展的模式,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实施农民工可选择的城乡社区参与政策。厉云飞,吴胜锋(2009)认为管理体制、思想观念及多种现实客观条件制约着农民工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只有通过城市社区“破”、“除”、“立”与农民工自身“自信、自律、自强”的双向三位一体推进,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与分析不难发现,国家层面的政策发力为实现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带来了“曙光”,学者们在研究层面的献计献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了新的理念或思路,但这些研究仍显不足。

1.缺乏对城市社区融入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行研究

当前,学者们普遍认同农民工在城市社区的融入一般从经济、社会、心理融入三个层面进行,也基本从这几个角度分析农民工融入难的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学者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界定,重定性的事实描述,而轻定量的评估分析。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量化指标体系对于衡量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程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学界缺乏突破性的成果,而这一研究的深入对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意义。

2.缺乏对不同代际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主观意愿进行研究

现阶段的研究导向主要转至如何尽快促进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往往将研究假设为愿意留城安身,而忽略了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与农民工自身的主观意向。一方面,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着快速的代际转换,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期望、城市心理距离、社区归属感等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也在面临着剧烈的内部分化,农民工个体掌握的社会网络资本不均,拥有的资源禀赋与技能素质也不尽相同,他们对自身资本状况的认知也会影响其主观倾向。因此,辨清农民工群体内部差异化的主观意愿与个人倾向,才是展开进一步研究的逻辑基础,只有正视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的分化现象,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3.缺乏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政策支持方面的研究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系统,政策不完善是其社区融入的根本性障碍。当前相关方面的对策探讨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介入及社区支持系统构建等层面,这些具体措施可以解决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一时之难”,却并不具备持续性与长效性,因为制度的完善需要政策作为支撑,从本质上来说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应是超越身份差别的平等享有制度或政策带来的福利,实现共享均享才是探究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对策的逻辑起点,而学界目前对此研究的涉足缺乏全面性和深入性,有碍于我们多层次、广视野地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难题进行剖析与诊断,也不能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客观参考。

    (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1.加强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指标体系的研究

今后需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指标体系的研究,从就业、住房、子女就读、平等享受权利和福利等方面着手,设计一套科学、完整、有效的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指标体系,从而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其中,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能够涵盖到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的制度接纳、权利普及、服务共享、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多个方面。通过指标体系的设立,可以评估不同代际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程度,分析不同指标因子在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强弱,以便“对症下药”。当然,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估涉及到具体指标的选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分配、调查问卷的设计、评估方法的择优以及指标体系的修正与完善等,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得到探索与解决。

2.加强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主观意愿等方面的研究

由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及自身主观意愿有异,在融入城市社区的理性判断和行动选择上也可能存在差异,而了解与把握这种差异是我们展开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今后针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主观意愿的研究应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进一步分析代际差异视角下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意愿;二是对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层情况以及他们的主观意愿进行研究;三是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中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了解融入过程中的关键阻碍因素,从而保证城市社区融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3.加强对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政策方面的研究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真正实现需要政策先行、先试和先改,而国家层面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政策能否在研究层面得到合理的消化、分析与创新,乃是这一政策永葆生命力与正效应的关键。农民工融入社区难,政策障碍是首因,农民工是否能够与城市居民平等享受各项服务与福利有赖于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实践,否则来谈其城市社区融入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具体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继续探索推进农民工社区融入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改进和优化,以保障其权益享有上的平等;第二,深入研究如何避免社区融入政策实践过程中的“变形走样”,确保适宜的相关政策达到预期效果,并实现持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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