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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述评与展望
2013年12月02日 | 作者:熊德平 |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第1期 | 【打印】【关闭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功能,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特征的“小农大国”而言,更具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探索,但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功能依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客观需求,采用文献评论方法,在概括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演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主要观点基础上,基于演化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视角,分析既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不足,进而提出加强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的建议。

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不断,但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回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不难发现: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便很快在政府的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市场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改革迫使政府通过金融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章齐,2004)。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使我国政府对金融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监管和控制更加严厉(张杰,2003)。为化解国有金融风险,政府发起了以强化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农村金融问题日益显露并不断恶化。由于缺少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育不足,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进而又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农村改革最终没有内生出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需求的农村金融(张杰,2003)。

为化解日益恶化的农村金融问题,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我国开始实施农村金融新政。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意见》;2007年1月29日发布该意见的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并确定首批试点地区;2007年3月20日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办农村存、贷款业务。在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近年来各类城市金融机构开始向农村延伸、回流;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也开始抢滩农村金融阵地。应该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经历了“机构恢复调整、组织体系重构、金融风险防范和产权改革深化”四阶段后,开始进入市场多元化阶段(何广文,2008)。然而,农村金融新政实施已五年,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旧。

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大概在15万亿左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公共财政难以满足,必须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而且,财政投入形成的农业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效率,也必须以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规模化利用为前提。否则,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能会因为缺少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农村金融服务,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供求均衡,而且关系到财政支农的绩效。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依然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4.5%,而农村GDP占全国的46%以上;农业贷款2.44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6%,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10.2%。熊德平(2011)的研究显示:农户大额贷款需求增加,平均需求在50000元以上,但现行农户贷款仍以上限为5000元的小额贷款为主;联保贷款办理难度大,只能满足10%左右的农户需求,浙江地区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正规金融仅能满足20%,其余必须依靠非正规金融。虽然近两年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城乡资金开始双向流动,但农村流出规模仍在扩大。而且,农村金融日益明显的“脱媒”、储蓄下滑和分流现象,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了巨大的困境(陈剑波,2008)。这也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历次一号文件,以及有关农业和农村政策中不断强调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并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的现实依据。

(二)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

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但依据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客观事实不难发现,多元化只是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还需要合理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过度集中与高度分散、市场垄断与无序竞争并存的状态(唐双宁,2007;杜晓山,2008;熊德平,2010),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仍未形成,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2010)所指出的“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尚未建立;农村信贷市场拓展的深度和广度需进一步提高;信贷、证券、保险的联动机制有待加强”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的直接表现或直接所致。

(三)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必须深化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渐进性变化与发展过程,而非间断的激进性跳跃与爆炸过程。分析现有文献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框架和产业组织理论“新SCP”范式的研究设计,使得成果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静态均衡结果,获得产业组织创新的最优结局。其结论不仅忽视了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中,产业组织“成长”的内在属性与自发力量,而且难以解释我国农村金融政策不断失效的现象。显然,其只能在市场外生和静态均衡假设下的“时点”有效。

事实上,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政策的共同结果,但政策必须始终从根本上尊重和顺应演化的机理。因此,必须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深化农村金融产业问题研究,揭示其演化机制。

三、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状况及其发展动态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以货币为中心的货币面纱论、货币非面纱论、货币中立论和货币非中立论等早期阶段,并深受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影响。二十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转型和西方政府干预的失败,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心由货币、信用向金融的转变,也同样经历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局部知识论等现代阶段,并深受金融危机论、金融创新论,以及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先后形成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二十世纪80年代后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二十世纪90年代的农村金融约束论(Rural Financial restraint)和农村金融局部知识论(Rural Financial Local Knowledge Paradigm)。

在我国,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周立,2003),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问题才成为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更多的研究属于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般性对策分析(周立,2003;熊德平,2011)。林毅夫(2003)、何广文(2002、2003)、张杰(2003)和夏斌(2003)等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非农化、政策性金融缺位、信用社改革、小额信贷规范等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张杰,2003;罗来武、刘玉平、卢宇荣,2004;熊德平,2009)。在众多的研究中,吴国栋(1994)、冉光和(199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问题,熊德平(2005)在国内率先系统研究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与模式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为基于宏观体制、战略或微观机制、治理等研究,基于中观视角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并呈不断增加趋势。其中,朱冰、刘钟钦(2005)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研究;何广文(2007、2008)对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构造的分析;王煜宇、温涛(2007)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战略思考;辛耀(2008)对研究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效率意义与方法的阐述;杜晓山(2008),马九杰和徐雪高(2008)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重要性以及存在问题的论证;郭树华、王文召(2007)等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SCP分析,都凸显了近年来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之势。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重要和必须的。但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演化机理,没有及时引入演化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等现代产业组织分析工具,其结论也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静态均衡结果获得的产业组织创新最优结局。这不仅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范式上的滞后与不足,而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出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演化经济学基础

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对经济发展的过程问题研究。自此经济学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思想。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的静态均衡研究范式,认为那只能解释现存路径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对经济演化问题无能为力,认为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均衡状态下市场容量是既定和静止的,但市场是一个通过竞争实现由非均衡到均衡或不断打破均衡的动态过程,均衡只能是瞬间的(尼尔森,温特,1982)。他认为市场主体(企业)是被利润所推动的,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朝着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和外在给定的选择集上使利润最大化(刘志铭,2001)。为此,演化经济学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变化(Variety)、惯例(Routines)、选择(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杨虎涛,2010),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经济结构变化在长期是怎样发生的,并注意研究市场行为主体(个人、企业、产业、区域甚至国家)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选择生存策略的(贾根良2005;王军,2008)。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范式,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与其他经济理论,如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交织中不断发展完善。但毫无疑问,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分析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式。尽管我国经济思想自古就有演化思想(贾根良,2004),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则是二十世纪90年代后才逐步出现的泊来品,国内的研究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引进、消化吸收与推广应用(蒋德鹏,盛昭瀚;2000;武爱,2003;商孟华、刘春英,2007;陈劲、王焕祥,2008)。

(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自马歇尔(1890)提出的马歇尔冲突以及斯拉法(Sraffa.P,1926)等人对马歇尔冲突的讨论和张伯伦与鲁滨逊(Chamberlain与J.Robinson,1933)提出垄断竞争理论以来,产业组织理论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并形成了体现不同经济学主张的产业组织理论流派。但无论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哈佛学派,还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产业组织演化的思想总是始终蕴含其中,只是往往被忽视而已(王军,2008)。因为,自《国富论》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开始,经济学就一直蕴含着演化思想。

分析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清晰地分为两个特征显著的阶段。一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阶段,主要代表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成型的以SCP范式为基础的哈佛学派和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芝加哥学派。二是二十世纪7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以利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方法经济分析为显著特征的新产业组织理论阶段(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植草益等,1995)。但如果抽象去不同产业组织理论流派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的差别后就会发现,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之间存在一个渐进性的由静态研究到动态分析的变化过程(贾良根,2005;曹雷,2008)。现行产业组织理论处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交错共存、交叉发展,并不断接受外来影响的状态,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来自演化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王军,2008)。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及研究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可以理解为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孙志刚、杜丽娟,2010)。

尼尔森和温特(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产业组织演化的概念,但经济结构演化、产业演化、动态竞争等概念则被广泛使用,标志着演化经济学框架的建立。经济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对产业组织理论的重大影响,促进了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形成(尼尔森、温特,1982;弗罗门,1995;吴宇晖、宋冬林、罗昌瀚,2004)。尼尔森和温特之后,在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推动下,虽然产业组织演化的动态过程和理论体系构造的具体细节还存在诸多学术争议,甚至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内涵还未得到共识性的科学阐述,但其应用不仅在国外已不罕见,而且在国内也日益普及(孙志刚、杜丽娟,2010)。江小涓(1999)、孙天琦(2001)基于转型背景研究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谢地(1999)、盛昭瀚、蒋德鹏(2002)等从系统论角度探索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规律;袁春晓(2002),胡立君等(2005),张燕,姚慧琴(2006)等分别对环境、产业结构、企业边界、分工、企业家才能、资源分割和组织族系等与产业组织演化关系进行了探索;王盛(2005)基于技术和市场对分工、协调与产业组织形式的研究;陆瑾(2005)基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演化经济学框架对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分析;于立(1999)、杨蕙馨(2000)等对国有企业产业进入退出的分析;朱磊(2002)对浙江制造业成长的研究;郑世卿(2009)对中国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研究;赵伟(2011)基于制度演化对浙江工业化与产业集聚的研究;程新章、吴勇刚(2011)基于传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的比较等等。尽管部分并没有贴上产业组织演化的标签,但均属于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金融领域,由于很长一个时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并不包括农业和金融产业(杨治,1985;植草益,2000),加上我国理论和实践界一直没有将金融作为产业看待,所以,金融发展理论中也一直没有将产业组织引入研究范围。因此,有关金融产业组织的研究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孙志刚;杜丽娟,2010),在我国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但大多只侧重于银行、保险或证券某一领域的SCP分析,以及一些关于金融机构风险和市场退出问题的专门研究(杨德勇,2004;王颖捷,2004)。其中,具有演化经济学特征,体现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孙天琦(2002)的《金融组织结构研究》、杨德勇(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王颖捷(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孙伟祖(2008)的《金融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基础理论的构建及延伸》,以及曹宝明,袁洪泉(2008)、邵全权、江生忠(2008)对我国银行和保险业产业组织结构与效率的实证等少数。但这些研究,对深化和发展了我国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明显的推进作用(杜丽娟,2009),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产业组织理论由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其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的思想,并深受演化经济学影响,日益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特征。而且,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及其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组织问题研究重要手段,在制造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不仅滞后于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而且滞后于金融发展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足够重视。近年来,熊德平(2005),朱冰、刘钟钦(200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并取得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经济演化的思想,但其视角、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关键性要素,仍为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理论框架下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或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SCP范式。基于演化经济学及其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至今没有被真正系统地引入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这不仅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农村金融改革进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亟待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 

四、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框架的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针对国内现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研究忽视演化机理的缺陷,在进一步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目标和政策需求基础上,立足农村金融开放的复杂系统假设,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寻找产业组织演化理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结合点,在界定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是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市场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的总和基础上,定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是其在特定初始状态和外部环境下,以制度、技术、信息和政府角色为主要环境因素,以变化、选择和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金融市场自然选择过程。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基于演化机理进行政策推动的共同结果。 

在市场内生、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假设下,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研究范式,修正、扩展并导入温特(2003)等的产业组织演化模型,将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置于农村金融发展大环境(PESTEL)中,从微观主体和中观产业(区域)两个层面,考察处于不同位置和角色的政府和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自然选择机制下的行为机理、模式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影响,建立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模型,进而将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方法和基于LSD(Laboratory for Simulation Development)软件的计算机模拟相结合,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博弈分析,以及计量检验、实验研究等多种实证方法,分别就全国及中、东、西地区农村金融行业与区域市场,从外部环境、初始状态、市场行为、市场关联、产业关联等方面,揭示并检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机理、模式,并进一步在政府胜任能力研究基础上,就农村金融政策优化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提出对策建议,进而丰富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应用边界,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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