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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社区认同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2012年08月31日 | 作者:何兰萍 | 来源:《人民论坛》2011年第8期 | 【打印】【关闭

 社区认同是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考虑的对象。社区认同与共同体、社区文化、文化认同这几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基于时空转变基础上的村庄生活对农村社区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农村社区来说,当分化中的共同体与荒废的社区文化相叠加,并与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认同相激荡时,就导致农民认同危机的产生。

 

关于农村社区认同的文献研究综述

 

社区认同是居民对社区的一种特殊情感,它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社区认同的研究不断增多,其中涉及到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既有实证研究,也有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农村社区认同的消解及其原因。早在2001年王春光便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农村社区生活的变迁导致了社区认同的消解。如,项继权从集体体制的解体入手,指出建立在集体经济和政治控制基础上的农村社区或基层共同体走向衰落,导致乡村社区及共同体陷入信任与认同危机。董磊明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公共空间不断萎缩,这个过程也是村庄日益陌生化,亲密社群、村庄共同体不断解体的过程。吴理财对农村社区认同的消解有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这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农民内部的分化、传统婚姻家庭的解体、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性下乡、国家基层治理转型等不无关联。

农村社区认同的重构与思路。项继全提出,要通过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增强人们对社区和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用服务将社会联系起来,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吴理财指出,重构农村社区认同,最为关键的是从农民生产和生活实际出发,从建设农村社区公共生活开始。曹海林在研究村庄兼并现象时指出,村庄认同是乡村社区重建的核心与灵魂。村庄兼并后的社区必须采取措施建立村民对兼并后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另外,在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实证研究,多为硕士学位论文。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在内容上涉及到很多方面,且融合了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视角,但很多属于对农村社区认同的间接研究,因此不容易对相关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体上,我们可以说,目前比较缺乏对农村社区认同进行总体的、专门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则不够全面、系统,理论阐述较多,田野调查较少。

 

几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

 

共同体与社区认同。社区认同是对村庄共同体的一种心理和情感的表达,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基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区认同意识,对于增强社区成员在心理和感情上对本社区的向心力、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内聚力,维持社区群体的相对稳定以及社区生活相对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的村庄是否为共同体,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过,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尤其在华北农村,由于村庄之间的界限和封闭性,村庄即便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在最低层次上也具有伦理共同性和生活互助性。在南方地区,村庄也有作为共同体的逻辑基础。正因为如此,可以大致地把我国农村社区理解为具有一定基础的共同体。

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在村庄共同体中,人们有共同遵循的一套约束机制来维持村庄内在的秩序,同时必定也有沿袭下来的公共文化生活,通过一定的仪式和文化活动来延续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所以,村庄之内的文化生活对于社区认同和共同体的维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不过,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农村,随着人口大量外流引起村庄生活发生深刻的改变,出现了学者所说的原子化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随着公共文化生活的流失,村庄共同体逐渐松动,相应地对农村社区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社区文化建设是重构新时期社区认同的必然要求。

文化认同与社区认同。当前农村地区社区文化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区认同意识的衰落,这只是对问题的狭义看法。如果把农村和农民放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去看,就会发现农村社区认同的衰落还与更抽象的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这里的文化认同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比社区认同更复杂更抽象的一个范畴,但它却是今天所说的社区认同的基础和前提。

 

时间与空间:社区生活变迁与社区认同

 

这里我们引入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向度来简单分析改革开放30年以来,基于时空转变基础上的村庄生活对农村社区认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时间向度。在传统的农村,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而劳作着,一年的时间分为农忙和农闲。随着农村社会的改变,技术的、工业的时间进入了农村,乡村社会也开始有了精细化意识。农民开始适应按天或小时计算的劳动付费方式,从日常生活中逐渐适应工具理性。更重要的是,农忙和农闲对于农民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在很多地方的村庄里,无论是农业劳动还是日常生活,都被分割成季节性的两端。农闲不再是以往的农闲。即使在正月等传统的农闲时间里,村里的传统文化和仪式活动也难以操演,无法像以往一样借助传统的仪式来不断强化村民对社区的认同。

空间向度。在空间方面,村庄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物理空间方面,村庄的居住格局在30年里呈现出分散化、空心化的趋势。更重要的是,一些村民在挣钱后纷纷到就近的城镇买商品房,这使得原有村落日益荒凉,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停顿。与之相关的方面还有,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开始大力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希望通过扩大中心学校规模的办法将各地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一些村民因为孩子上学而决定搬迁,造成本土性知识缺失和乡土情感的淡漠。其次是村庄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很大程度上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联系在一起。30年来,农村逐渐出现了基于职业分化基础上的阶层分化,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与之相关的方面则有村民之间在社会交往领域所发生的相应变化。

总之,在市场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村庄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所发生的改变,对于村庄公共生活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它深刻地冲击着原有的共同体形态和村庄社区认同。对于农村社区来说,当分化中的共同体、荒废的社区文化与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认同相叠加时,农民的认同危机就是必然的了。

 

反思:农民的认同危机

 

当我们分析农村社区认同正面临着时代难题,农民的乡土认同渐渐淡化的时候,我们慢慢意识到新时代的农民和转型时期的其他群体一样,正在陷入深刻的认同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最初表现是社区认同的危机,而更深刻的本质则是文化认同的危机。

社区认同的层面。多项调查均表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原有社区的认同在降低。对于仍然留守村庄的那些农民来说,村庄的开放性已经将他们及他们的家庭与城市、与遥远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他们的未来却不是那么确定,他们与村庄之间仍然有着或紧或松的关联。对于留守在农村地区的村民来说,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相互综合影响着农民对社区的认同。虽然某种意义上,农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社区仍然保持了很高的社区认同,但这种认同主要是对亲人的感情,是一种传统的特殊主义的身份认同。他们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这是当前农村社区认同的困境之一。

然而,如果承认现代社会还需要小型、地方性共同体的存在,以满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互助与交换,并发挥情感和社会认知方面的功能,就意味着要承认村落共同体的农业经济支撑条件在现代可能松动剥离,但它作为社区共同体仍然是正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资源。就中国的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发展而言,如果国家不能明确地告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转而沿着推进城乡衔接的路径和方向,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以服务为中心介入农村社区发展,那么就很难避免加快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两大国家战略之间出现的断裂,新农村建设也很难避免迷失方向与前景。

文化认同的层面。新时期村庄生活在时间和空间向度上所发生的变迁,在促使社区公共文化解体的同时,也促使传统的社区认同发生转变。社区认同失去了仪式化的强化机制。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和农民工之所以减弱了对农村社区的认同,这固然与城乡社会时空的对比和冲击紧密相关,同时也与在现代性观照下人们对农村文化的定义有关。而这直接导致了农民的文化认同危机。

农村文化是农民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来源,而如果农民的生活方式被解构,农民的伦理价值体系将无法支撑日常生活,社会、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农民自己都无法认同农村文化,那么又何以、以什么为基础来建设农村文化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