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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性求组织
2011年08月26日 | 作者:徐勇,马华 | 来源:节选自《南农实验:农民的民主能 | 【打印】【关闭

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解决农村问题所做的战略安排,新农村建设需要有新的组织去实现党的目标。新的农民组织是指,在新的经济形式下成立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这种组织不是建立传统伦理情谊之上,而是建立在市场理性驱使下的现代新型民间合作组织。与以往组织农民合作不同的是,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主体在民,农民群众是组织的创造者,实践者。

在对实验村进行合理的组织构造前,首先要对实验村有个详细的调查了解,为此,课题组对岳东村进行了综合评估,依据评估,我们对该实验区的基本判断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从分田到户后农民的合作意识、合作能力被彻底分掉,善分不善合的中国农民的共性在岳东有着深刻的体现,岳东在公共集体事务上意见难以统一,这是“一事一议”制度的现实难题。

第二,村庄构成单位上以核心家庭为主,大部分老人都不跟子女,平均家庭有2—3个子女,乃至更多。

第三,经济资源方面,岳东以农业种植为主,主要品种有,小麦,棉花、薄荷、玉米、土豆等。家庭机械使用以三轮车或四轮车为主户均一辆,此外大部分家庭还拥有播种、收割、扬谷成套农机,副业以养鸡、鸽、猪、牛、羊为主。民间土地流转状况主要为租赁。

第四,人居环境方面,村民的宅基较大,一般在100—200平方米之间。

第五,负担方面,税改前负担最重时约为390元/人,税改后,负担降幅近70%,农民面临的新问题是农药、化肥的价格不断攀升,导致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

第六,村庄内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教育问题、治安问题、财务问题。教育题源于2002年岳东村办小学被镇中心小学合并,合并后的岳东距离中心小学2公里的路程,由于该村靠近国道,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严重;治安问题主要是盗窃问题猖獗;财务问题主要是历史遗留账务,原村干部是否贪污问题。

以上是对岳东的基本村情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岳东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农民可以寻求合作的空间较大,应对治安问题,我们可以用普法协会类似的组织应对之;应对农副业发展,我们可以用养殖协会应对之;应对教育等问题,我们可以用乡村书屋应对之。当然,尝试在落后的农村建立现代型的社区式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短短的几年实验几乎不可能实现伟大的理想,我们实验人员清醒地认识到了社区实验的复杂性,随之我们的实验目标也调整为赋权于民,以资源输入为契机,以组织构造为平台,让农民从组织化建设中培养合作意识,进而促进他们对社区内的关注和参与,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先后在该村进行了养鸡协会、普法协会、乡村图书馆等项目实验。

   第一、经济组织构造之——养鸡协会

岳东鸡协会项目是针对分散的养殖户无法集中资源节约养殖成本,应对市场风险所做的一次尝试,可以预期的收获是农民获得抗风险意识、成本控制、合作参与精神等。主要步骤是以核心会员为基础面向社会集资,成立鸡苗生产基地和饲料加工基地。接着,吸纳普通会员,普通会员不参与协会的管理决策,普通会员只享受协会所提供的优惠。协会是赢利于服务相统一的组织,在初级阶段将以赢利为主,服务为辅,最终将转化为服务型的组织。

2004年7月,岳东村村民于灯甫、于怀鼎、冯献豹等8家养鸡户在村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引导下,走到了一起。志愿者帮助他们起草了家禽养殖协会的章程,8家农户向村委会递交了成立协会的申请书,注册成功后,每户入股3000元,作为协会的运转资金,组织体系方面选举了协会的会长、秘书、会计。协会主要智能定位是统一进购鸡饲料和鸡药,会长于灯甫负责进购饲料,赵西才和于怀鼎进购鸡药。随着协会的发展,先后有30家养鸡户加入协会。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个30户的入会方式并不和原始会员一样,他们并未统一交纳3000元股金。有的交纳少量的股金,有的则没有交纳任何股金。这种制度的随意性为将来该协会的发展埋下隐患。财务管理的不规范,导致该组织运转不久会计就请求辞职,随着矛盾进一步发展一连串的纠纷随着涌现,原来8家原始核心会员矛盾的公开化导致其他会员悄然退出该协会。最终8户核心会员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岳东村养鸡协会由此解体。

   第二,法律组织构造之——普法协会

岳东普法协会得以成立,源于村庄内的法律信用普遍缺失,农民群众解决纠纷维护利益的方式依然是靠村庄内传统习俗,村庄外力量的获取主要靠官方权力而非法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众法律知识的欠缺,一方面是法律成本的高昂。这种法律意识、能力支撑下的村庄法律环境很难为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社区实验展开了法律组织体系建设,让农民学好法、用好法。

2004年岳东普发协会开始筹建,有筹委会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2005年五月一日协会正式成立。法协会现有流动会员30个。其中较为固定的有20人左右。协会通过选举产生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会员学习法律的主要途径是:① 每月的1号和15号在村委会集中学习法律。② 以自学为主,会员从协会里借书看,然后一起交流心得。③ 邀请普法协会综合法律素质较强的人给村民讲课。④ 邀请镇司法所的专业人士办讲座。该协会走向解体源于一起“造反”事件,2006年 1月15日。很久没有集中活动的普法协会于上午9:00在村委会开会,共有11个会员列席会议。会议由秘书长戴文生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学习《村民组织法》”在这次会中戴文生大声斥责现任村委会并质疑其合法性,并否定现在村委会甚至要到上级各部门上访。

普法协会与村委会的分庭抗礼导致村委会对普法协会极度不满,并把其看成是不稳定因素,矛盾的公开化使得普法协会已经演变为与村委会相抗衡的政治团体。戴文生是这个团体的核心,而于春盛则成为这个团体的政治代言人。他们开会的时候村干部都不敢到场,村委会的威信几乎被普法协会所占领。面对普法协会发起的挑战村委会开始反击,由于协会活动场地在村委会,之后协会开会时常遇到村委会大门紧锁的情况,活动不能正常开展,在这种局面下该协会停止了工作。普法协会之所以出现问题不仅仅是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由于农民生产活动的季节性直接影响着农民参与公共活动的时间,民以食为天,在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织的今天,生存与发展仍然是农村人口面对的第一大问题。一个组织的维系需要一定成本做支撑,岳东有13个自然村,最远的几个村除村干部外无人参加普法协会,因此,我们的反思是,在当前农村任何组织的建立,都必须考虑组织成本有谁来买单的问题。

  第三,教育组织之构造——乡村图书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涉及到了教育问题。愚、弱、贫、私曾是对落后农民的形象概括,愚字之所以排在第一在于拯救农民的根本出路是教育。当今世界已经迈入信息化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现状可以用文盲一词来概括,如何让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与信息时代对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今改革开放的东风已经把农村吹向市场化的浪潮中,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意识,农民群众更关心的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在这种急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时代背景中,农民的教育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是传统乡村礼俗不断丧失,另一方面高昂的教育成本更加让农民被边缘化。如今,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已经被提上日程,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诉求更加离不开教育的保障,经过我们社区实验人员的调查,岳东村民对成立一个教育机构非常支持,于是,农家书屋工程正式启动,送书下乡项目轰轰烈烈展开了。

2004年10月岳东图书馆正式成立,岳东项目组成员经过多方努力共筹集到1161册藏书。书的种类有农业科技类、法律文学类、中小学生辅导教材类、信息技术类、体育保健类以及部分杂志等。成立后的图书馆设馆长一名由张友三老人担当,副馆长代锋负责具体的工作,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他们负责图书馆的开放,成立之初岳东图书馆运行良好,岳东小朋友们以及部分中青年成为借阅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有些问题渐渐显露出来。首先,暴露出来的是图书馆由谁来管理,管理需要成本图书馆的维系的经费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非常难于解决的问题,村委会经费困难,村民更不愿意出资。其次,岳东13个自然村相对分散有些村庄的村民不愿意跑很远去借阅。此外,图书借阅过程的流失及新书补充问题都是困扰岳东图书馆继续发展的难题。日益严重的瓶颈最终让岳东图书馆落下帷幕。